八闽滨海，海湾错落；千年潮涌，古港绵延。从泉州的林銮渡，到九龙江畔的月港；自闽江口的罗星塔，至鹭岛北岸五通古渡、长乐太平港……一座座渡口、港口、航标，串联起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篇章。千帆远去，涛声依旧，我们循着海潮足迹，寻访留存于山海之间的港埠记忆。 　　泉州林銮渡 与石湖港古今相望的世界遗产古渡 　　在泉州市石狮蚶江镇的石湖半岛，一座花岗岩砌筑的古渡头静卧于天然礁石之间，这便是始建于唐开元八年（720年）的林銮渡，又称石湖码头。 　　石湖半岛三面临海，西侧形成半月形天然避风良港，低潮位水深达14米，且此处不易淤积，堪称天赐泊地。林銮渡面朝泉州湾、背倚双江交汇之海口，扼守外海入港主航道。它与宝盖山顶的姑嫂塔遥相呼应，一为泊船之港，一为引航之标，共同承载着古代泉州港关锁水口、镇守东南的气象。 　　林銮渡的兴建，源于唐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勃发。泉州航海家林銮为开辟泉州直航渤泥（今文莱一带）的香料航线，在此建造码头，“试舟浡泥”，往来获利。渡口依托天然礁石为基，开凿石阶、凿出拴缆孔。 　　北宋元祐年间，官员傅琎加筑由长石纵横砌筑而成的通济桥，将岸边村落与前方巨礁相连，方便人们从大礁石处停船登岸，极大提升了货物装卸效率。及至宋元时期，泉州跃居“东方第一大港”，林銮渡也由此成为当时泉州港水陆转运的枢纽。 　　宋代朝廷在石湖半岛设立巡检寨城，保障泉州湾出海口航道的畅通。外国商船往往先在此停靠，再沿海而上经晋江流域河道将异域珍宝运至泉州城区交易；而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华物产亦由这里装船出海，远销东南亚、中东乃至欧洲。 　　当时，每遇蕃舶归来，码头上商贾云集，挑夫踩着礁石上的石级阶梯将货物一件件卸下，商埠、酒家、钱庄、布行、陶瓷行鳞次栉比，渐而形成热闹的“渡尾街”。至明代，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船队也曾在此停泊，更为这座古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千年潮涌，沧海桑田。当历史的聚光灯从泉州湾上缓缓移开，林銮渡也没有了昔日的喧嚣，化作寻常渔港。然而，古渡残堤犹在，礁石上的拴缆孔与宋代桥基默默诉说万国商帆云集的往昔。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林銮古渡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与林銮渡相隔仅一公里处，现代石湖港已然崛起，内贸航线连接国内主要港口群，外贸航线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续写着千年古渡联通四海的新篇章。 　　古老的林銮渡，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泉州人向海而生、劈波前行的精神图腾，在历史余晖中诉说着古老而又崭新的蓝色故事。 　　马尾罗星塔 闽江千年航标 　　在福州马尾闽江下游三江汇合之处，有座罗星山，旧时位在江心。山顶屹立一塔，砥柱海天，这便是驰名中外的罗星塔。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瑰宝，更是千年来闽江航运最重要的导航航标，被世界航海者誉为“中国塔”。2020年，罗星塔入选海丝史迹遗产点。 　　罗星塔的建造始于一段哀婉的民间传说。据《闽都记》记载，该塔为南宋时期广东岭南女子柳七娘所建。七娘本貌美，因被乡间豪强看中，豪强设下圈套陷害其夫，其夫被贬至福建一带，不久后便悲愤而死。七娘坚贞不屈，变卖家产，在闽江口的磨心山上建起这座石塔，为亡夫祈求冥福。塔因山而得名，山形似磨心，故称为“磨心塔”。在福州方言中，“磨心”发音似同“罗星”，久而久之，它就被雅称为罗星塔。 　　罗星塔初建时原为木塔，明万历年间被海风摧毁。彼时福州外贸渐兴，港口急需一个标志性航标。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在著名学者徐勃倡议下，人们在旧塔基址上重建了一座仿楼阁式的七层八角石塔，通高三十余米。重建的石塔不仅造型精巧，更在塔顶设灯，为夜航船引路，从此成为闽江航道最醒目的标志。 　　罗星塔并非为航海而建，却因航海闻名于世。它地处闽江门户，是往来福州的水上咽喉，千百年来一直起着引渡导航的作用。早在明朝初年，罗星塔就被绘入《郑和航海图》，随后又被收入《航海经针图册》，成为国际公认的重要海上航标。罗星塔距闽江出海口仅三十余公里，溯江西上至福州市区也只有二十公里，往来福州的外籍商船大多在此抛锚候泊。在世界航海地图上，罗星塔的英文名称被标注为“Pagoda Anchorage”，即“塔锚地”。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福州开埠，海上贸易繁盛，罗星塔下的深水锚地成为各国商船的重要停泊之所。清代在此设立邮局后，罗星塔更成为世界级的邮政地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塔”，便可准确无误地送达马尾。罗星塔之名，由此真正走向世界。 　　江流不息，塔影长存。罗星塔见证千帆往来，阅尽闽江潮起潮落。如今它静静地伫立在马尾，像一枚古老的图章，为福州这座千年商港，盖下永不褪色的印记。 　　厦门五通古渡 浓缩的闽台交通史 　　在厦门岛的东北角，有一处古老的水陆要津。它背倚鹭岛，面朝金门，扼守厦门北侧水道南岸，与同安刘五店隔海相望。这便是五通古渡，也叫五通铺，是厦门现存为数不多的古渡口之一，也是一个自宋代以来便扼守泉厦交通要津的千年渡口。 　　五通作为码头存在，至少可追溯至宋代，其地名源于当地供奉五通神的小庙。宋代，五通便是厦门岛古驿道的重要一站。彼时厦门岛有两条驿道，其中一条由五通过渡至同安刘五店，再由高崎过渡至集美，经驿道赴漳泉等地。相传南宋末年，元兵南侵，幼帝赵昺向南迁移，即经同安渡海从五通渡头登岸，取道东渡、嵩屿进入漳州，当地至今仍流传着“圣迹”“圣泉”“金带水”等民间传说。 　　明清时期，五通成为厦门岛连接大陆的重要渡口和海防汛地。明代洪武年间，古人修筑厦门城的同时，在岛东北角修建了五通寨，筑有烟墩、瞭望台，屯兵防守。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五通设“五通铺”，五通渡被定为官方对台官员的中转站，台湾戍兵换防皆经此渡。渡口旁还建有路亭，民间称“接官亭”，供往来官员和商旅休憩。彼时的五通渡口，既承载南北货运与人员摆渡，又肩负海防前哨的守土之责，是进出厦门岛的官道咽喉。 　　五通的航运功能在近代逐渐沉寂，直至21世纪才重获新生。厦金“小三通”航线于2001年开通后，最开始的始发码头和平码头逐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量需求。2008年，在五通古渡遗址附近为厦金航线量身打造的五通客运码头正式启用，成为“小三通”第二航线。此后码头历经扩建，年旅客吞吐能力已达350万人次，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海港客运站。如今，五通码头已然成为两岸人员往来最繁忙的“黄金通道”。 　　从宋代古渡到明清海防要津，再到今日两岸直航的最大客运口岸，五通码头的航运演变，恰如一部浓缩的闽台交通史。千年潮汐往复，变化的是木帆换作高速客轮，不变的是这片水域连接两岸的天赋使命。昔日的古渡石阶，如今与现代化的候船大厅遥相呼应，共同见证着这片古老渡口从“通厦门两岸”到“通海峡两岸”的历史演变。 　　漳州月港 明代重要海外贸易港口 　　在漳州九龙江入海处，外通海潮，内接山涧，一条形如偃月的港道蜿蜒其间，这便是月港。其名由来，亦如诗画——“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明代中后期，这片形似弯月的港湾一跃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中心，与汉唐的福州港、宋元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四大贸易商港。 　　走进漳州海澄镇豆巷村，沿江而行，不足一公里的海岸线上，月港七座古码头由西往东依次排列，恰如一串被潮水冲刷了四百多年的念珠。这七座码头各有所司，分工明确，共同支撑起月港繁忙的航运运转。 　　饷馆码头坐落于月溪与九龙江交汇处，曾是外船进出申报的临时停泊之所，也是征收关税的所在；路头尾码头与饷馆码头隔溪相望，弧形的石阶专供外船内港停泊之用；中股码头因专门装卸豆饼豆箍，又名箍行码头；容川码头规模和埠头最大；店仔码头以日常货物交易为主；阿哥伯码头兼作军用码头和船舶接受驻军检验的停泊点；溪尾码头作为当年内地船只往来月港的主要停泊点。每一个码头皆设庙宇相伴，海商临行祈平安、归来谢庇佑，将满腔心事尽托于潮声与香火之间。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廷在月港设立海澄县，开设“洋市”，有限度放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月港由此成为明代中后期全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此后每年约有一百五十余艘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扬帆出海。商船趁西北季风启程，十五至二十日可达菲律宾马尼拉，所载丝绸、瓷器、漳州窑器等中国货物再经西班牙“大帆船”转运，横跨太平洋，直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一条连接东西半球的海上动脉由此贯通。鼎盛之时，月港拥有18条通往东西洋的航线，与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贸易网络覆盖之广，盛极一时。大量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据估算1567年至1644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达3.3亿两之巨，占同期世界白银产量的近三分之一，月港故有“天子南库”之称。 　　潮起潮落，盛衰有常。明末清初延绵数十年的战乱使月港渐入困境。清朝廷在东南沿海厉行“迁界”，海澄一带被划为弃土，航运商贸一时凋敝。加之月港先天局限，大船无法直接靠岸，须小船接驳。而港阔水深的厦门凭借优越条件迅速崛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厦门海关正式设立，月港的海外贸易使命终告完成。 　　曾经，无数闽南儿郎从月港含泪启程，“过番”下南洋，闯荡世界。如今七座古码头已退出航运舞台，石阶斑驳，老庙香火未断，唯有潮水涨落，依旧记得那一船船扬帆而去的背影。 　　长乐太平港 镌刻着七下西洋远航记忆的港湾 　　在福州长乐，有一处曾名扬海内的古港——太平港。它地处闽江下游，经下洞江口连通闽江，江海相接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千年岁月中扮演着航运枢纽的重要角色。 　　太平港的前身，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相传吴王夫差曾略地至此，建造战舰，此地遂得名“吴航头”。三国时期，东吴在此设立典船校尉，集结谪徙者造船，此亦为得名原因之一。从那时起，这片水域便与舟楫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元时期，福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丝绸的主产地之一，太平港作为福州港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舟楫往来日渐繁忙。然而此时的太平港，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内河港口，真正让它名扬四海的，是明代那场波澜壮阔的航海壮举。 　　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出航前，船队必先抵达长乐太平港驻泊，短则两三个月，长则达十个月以上。据《长乐县志》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七年（1409年），内侍郑和使西洋，海舟皆泊於此，故改今名。”为祈求远航“太平安顺”，郑和奏请将此地更名为“太平港”。 　　郑和选择太平港作为驻泊基地，绝非偶然。当时太平港位于闽江口内，呈葫芦状，四面环山，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港东北、东南有首石、六平诸山为屏，可抵御台风侵袭，是天然的避风良港。更为重要的是，太平港有两个出海口，大大提高了舟师进出效率；且港口水质为淡水，船队可直接取水饮用。此外，以福州港为后盾，物资与海运技术亦保障充足。 　　郑和船队在此集结整训、招募水手、修造船舶、补充给养，待秋后季风来临，经五虎门扬帆出海。屹立于南山之巅的圣寿宝塔，既是郑和俯瞰船队的瞭望塔，也是船队出入太平港的航标。 　　郑和下西洋的28年间，太平港成为舟师驻泊地和开洋起点，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郑和船队由太平港扬帆驶向浩瀚大洋，船队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华物产，远销亚非各国；返航时则带回香料、宝石、珍禽异兽等西洋奇珍。这支和平之师每到一地，宣读诏谕、互通有无，不欺寡、不凌弱，将中华文明播撒至万里之外，真正实现了“航通万国”的壮阔图景。 　　明代中叶以后，受海水冲积、泥沙淤积影响，太平港水域逐步收窄。昔日的深水良港，慢慢淤积成一片坦荡的平原。至近现代，港湾已远非昔日可比——岸线总长仅剩600米，水域面积仅1800平方米。尽管仍是长乐主要的内河港口，但与郑和时代“舟楫鳞集”的盛况已相去甚远。 　　如今，从圣寿宝塔向原太平港方向望去，昔日的深水港湾已成繁华市井，江水依旧东流，巨舶却已不再。但一座港口的价值，从不以它的物理形态为限。港虽淤塞，功不磨灭。太平港曾见证郑和舟师七下西洋的壮举，它所承载的开放精神与探索勇气，将随着闽江潮水，一代代流传下去。 　　（叶少锋 本版配图由AI辅助生成） 附件下载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