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被徐复观誉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作家陈映真，终其一生以小说创作及各种文论，时时警惕、批判伺机在台湾社会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同为台湾作家的蓝博洲，根据《陈映真全集》所录对有关台湾民众的抗日史、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日本军国主义与“皇民主义”史观及文化现象的批判，以及为了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大义而展开的各种抗议行动与声明，系统梳理陈映真为驱逐日本殖民统治暨军国主义的幽灵而遗留的思想遗产。文章刊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1期，观察者网值转载，以飨读者。

【文/蓝博洲】

日本全面侵华的1937年，出生于日据台湾新竹州竹南郡中港庄的陈映真，从小就听父亲告诉他们几个孩子，他们有一个叔公（祖父的兄弟）在台湾被割让后日军登陆向南进军时，和同乡青年捡起清王朝遗留下来的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枪械到邻乡去抵抗。但是，他的叔公一上阵就被打死了。夜里，他阿公（祖父）才把自己弟弟的尸体掮回家来[1]。

他常听父母亲说，他们预想，等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生的他长大了，这场战争应该早已结束，从而希望他的一生能在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度过[2]。

战争末期，日本殖民当局佯为“内台一如”，废除了日台生教育隔离制，实则换汤不换药。八岁的他进入台北的小学就读。他清晰地记得，1945年美军轰炸台湾，从台北“疏开”（疏散）到乡下莺歌时，发现在台湾庶民世界，包括下课后的他的同侪，全是讲闽南话的汪洋大海，使得习得稍好日语的他，花了一小段时间，适应闽南语达于圆熟[3]。

台湾光复那一天，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他的父亲叫母亲弄了一桌比较好的晚饭，拿着《汉和大字典》，把孩子们的名字逐字找出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名字，是中国字写成的名字——因为他们是中国人[4]。

陈映真 资料图

一、从电影展开的日本军国主义批判

陈映真最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1968年2月刊于台湾《文学季刊》第6期的《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署名许南村。

彼时，年当而立，已经在台北读书圈小有名气的小说创作者，看了日本东宝株式会社1967年出品的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作为一个亚洲人与新生一代的中国人，针对这部对于疯狂的所谓“大和魂”和“日本精神”没有任何批判的电影“所散播的危险意识”——“召唤日本军阀阴灵，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企图在‘日本的第一次败北’的敌忾气氛中再度煽起战争的火种，阴谋把日本带向再武装，再侵略的道路”，他义无反顾地以“一个帝国主义的被害人”的立场，发表了这篇批判“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的影评，呼吁“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新世代的亚洲人”必须严重地关切这个问题，一起深刻地、全面地检举、批判《日本最长的一天》。[5]

彼时彼地，陈映真的声音毋宁是绝无仅有清醒而孤独的呐喊。响应而从者寡。不久，他因为组织读书会而入狱。

近二十年后的1985年，长年呼吁日本民众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揭发当前日本再扩张危机的日本高松中学教谕森正孝，通过台湾旅日学者、立教大学教授戴国煇的邀请，与其他几位日本学者一同来到台湾，参加七七抗战纪念演讲会，并且带来批判日本侵略历史的两部杰出纪录片《侵略》和《侵略原史》，在演讲会中首次向中国观众公映。

7月6日，陈映真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影评，介绍这两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他指出：

《侵略原史》主要说明日本近百年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后侵犯朝鲜半岛、并吞台湾和朝鲜、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不断扩张和侵略的历史，是以全东亚各民族的痛苦作为代价的“发展”和“繁荣”。

它叙述了日本侵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军武力攻掠与台湾民众激烈抵抗（1895年至1915年）；第二阶段是日本实行经济掠夺和阴险的怀柔同化政策，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发起雾社起义；第三阶段，始于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15年，侵华期间在台湾进行的“皇民化”运动和实施作为侵略南洋基地的军事基地化政策。

它强调，日本对台侵略、殖民支配的具体经验是日本帝国主义嗣后侵略朝鲜、中国大陆的指导“范本”，因此，台湾成为日本侵略史中对外扩张、实行殖民统治的实验基地与侵略原史。但是，日本历史教科书有意隐讳这段殖民罪行，一般日本民众和文化界也加以忽视。

《侵略原史》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而在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件的过程，以及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和实施残酷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以此唤醒一般只关注自己的被害与悲惨体验的日本公民对于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犯罪意识，不使日本重蹈侵略覆辙。

陈映真藉此呼吁：“中日两国真正的和平与团结的事业，应该从中日两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民众，在坚决批判侵略和共犯结构的基础上坚定地团结开始。”[6]

1987年春节前后，在台湾的电影政策单位、大众传播部门、电影批评界和一般文化界“给予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和鼓舞”下，日本电影《联合舰队》在台北盛大上映。陈映真看了电影，认为它“有明显、严重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于是写下《从一部日片谈起》，2月6日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

他批判《联合舰队》虽然“讨论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但“并不是在反省和批评使日本走上军事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从而责究日本侵略战争对各被害民族与人民所造成严重而深刻的损害责任”。

作为“一个以长达八年的时间从事对日本抗战，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的民族和人民”，他感到更可悲的是，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竟有电影政策单位，在基本上限制日片进口的条件下，选择《联合舰队》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电影上映”，而大众传播更以刊映广告和大力揄扬的影评推介。

他感叹：“除了王墨林的一篇”，甚至连“比较独立的电影评论和文化、知识界的一般，也尚未出现对于《联合舰队》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严肃批判”。[7]

然而，《从一部日片谈起》刊出之后，即有两位读者去信编辑部批评。其中一位匿名者“坦率”提出几点彻底亲日的反论。陈映真对“这种不知以被害为被害的被害”感到“背脊森冷的悲怆”，于是写下《台湾内部的日本——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并发表在3月27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

他藉由日本著名影评人山田和夫《描写战争的眼光：虚伪的映像》对日本战争电影右倾化的深刻批判，回答这位匿名读者的问题，同时让更多人“理解一九五〇年中期以后，日本战争电影结构性的‘右倾化’历史和意义”。最后，他沉痛地说，近年来台湾内部已经俨然存在超年龄和省籍的“日本崇拜”，以致“青年以抗日为老一代人的‘历史包袱’和‘历史恩怨’，声言要‘独立地看日本’，‘抛弃历史偏见’”。

他同时不点名地批评“台独”派说，“有少数一些人以对日批评是执政党和外省人（或‘中国人’）之事，使抗日成为‘顽固’、‘保守’、‘非台湾’的代词！”从而成为“这个地球上，寻遍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诧奇”。[8]

纪录片《怒祭战友魂》的海报

1988年7月15日到16日，作为一项七七抗战纪念的活动，轰动日本知识圈的纪录片《怒祭战友魂》（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在台北举行三场放映观赏会。陈映真写下《一次国际性抗日文化活动》，介绍原一男导演的这部影片的情节：

从南洋战场幸存回来的前军人奥崎谦三体悟到天皇和天皇制实为驱策日本人民发动疯狂、惨绝人寰的战争的元凶，于是疾走日本，大肆纠弹天皇与保守政治，因此偶然间发现：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23天，南洋战区依然以军法处决了三名日本士兵。奥崎谦三于是展开充满道德执念与戏剧性的追究真相之旅。在摄影机前，他层层揭露了战争末期日军以人肉充饥的内幕等真人真事。

陈映真在文章中摘引同时来到台湾演出报告剧《延命天皇》的石飞仁的话说：“涌向原一男的《怒祭战友魂》的电影院有许多当今日本高中学生。他们想知道他的父亲、爷爷一代到底做过什么？为什么平时不讲，或者讲的内容不一样？责任，尤其是伦理上的责任，是会留传的……留传在因为不悔改认错而向内腐蚀的、民族的心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