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王睿：台湾需要“再光复”，回归文明母体才能重建文明社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大国崛起”和“血浓于水”有什么用？

作为近现代历史的过渡阶段，“民主自由”早在大陆中华民国时期试验过，结果失败了。

在中国文化里，历时2300多年的王道政治是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所以人民的生计权、受教权、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生活质量权等国家能力的成果，才是中国人的民主待遇。

今年元旦，赖清德讲什么“韧性之岛与希望之光”。可希望从来不存在于对冲突的韧性，而存在于终结冲突的能力。韧性只是证明还有人民撑着问题，而希望只能来自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乌克兰教过全世界最悲惨、也最宝贵的一课，但台湾不是乌克兰。

台湾不是乌克兰，因为台湾有祖国兜着，自230年，自1281年，自1662年，自1684年，自1945年，说法不同，答案唯一。靠的不是韧性，而是能力；靠的不是代理制政客，而是责任制政府。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大陆公开描绘了和平统一的愿景，包括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对外来往、民生福祉与精神生活等，都会更好。其体现的是基于“血浓于水”，共享“大国崛起”的治理成果和文明供给能力。

与此相反，赖清德当局却制造“抗中保台”──比如“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增加8年1.25兆新台币的军购和大约3倍数的维持作业费。以这种天价军费和小橘书来麻痹台湾人的和平意识，进而将全岛卷入焦土化、豪猪化的思考暗井。

其实在大陆揭示的统一框架中，并没有创造一个新问题，而是要终结上一个历史悲剧的尾声。换句话说，两岸统一旨在历史修复和文明复兴，而不是制造新的悲剧。

在统一的文明框架下，两岸可以用沟通对话探讨合理的“两制台湾方案”，来取代用战争解决制度差异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不仅超越了“民国路线”的统一，更是开创了人类政治史上的文明新范式。

大陆提出的七个“更好”，是因“大国崛起”而大规模长期稳定地提供公共品、杜绝战争风险和提升人民福祉的能力。台湾问题产生于民族弱乱和中华文明相对衰落时期，经过130年来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中国人民的奉献牺牲，由于“血浓于水”的资本，才有可能超越内战仇恨来谈和平统一。

2025年10月25日，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但面对这种文明新范式，为什么政客代理型体制的“惧统”神经反应反而加剧了呢？为什么“两岸一家亲”“血浓于水”“同胞”“祖国”这些用语，在当代台湾社会被视为异类、虚假、肉麻，亦或“统战”话术？

不是因为话语不真诚，而是因为政客代理型的过渡体制，根本不承认那种关系的存在。这不是政治修辞的问题，而是文明主体结构的问题。

在责任型文明体制里，“台湾”和“人”一样，都是被安放在一个先于个体选择的关系网络中。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一家亲”“同胞”“血脉”“兄弟阋墙”等语言来描述存在事实。因为“中国(人)”这个共同体先于个体，关系先于契约，不需要说服，也不需要投票证明，所以没有违和感。

生活在这种体制里，常听闻的是“家人们”“亲”，或者自称“哥”“姐”，能体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一家人的用语文化。任何读过中文书、记得中国史的台湾人，也多明白称兄道弟意味着“承担”与“共同体”的文化意涵。

可在政客代理型的过渡体制看来，“一家亲”意味着权利不清、“同胞”暗示着义务先于同意、“血缘”被理解为对自由的侵犯。

在这种体制里，政治主体是可更换的代理人与任期制的管理者，社会被理解为个体利益的集合与可撤回的契约结果。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台湾”和“人”先于共同体，契约先于关系，这种价值观要求台湾人拒绝“情绪操控”或“道德绑架”。

这就是2010年8月龙应台在北京大学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既不在乎大国崛起，也不在乎血浓于水，让人听来倍感矫情的缘故。

“文明的力量”在龙应台看来，是指在大陆实验失败、又在台湾转型异化，“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民国遗习过渡体制路线，也就是政客代理型的“民主自由”。在信奉契约先于关系、个体先于集体的语境和思维中，自是不在乎“大国崛起”和“血浓于水”。

台湾人不承认中国人身份，因为在不需要承担关系成本的情境结构中，所有的亲属语言只是文明噪音──这就是个体主义契约论的智力与道德型态。

五千年中国融合型文明发展模式的生存焦虑是分裂、内耗、外侮，因此偏好整体性、延续性和责任集中；五百年欧美掠夺型文明发展模式的生存焦虑是权力滥用，因此偏好分权、契约和权利防御。前者是集体主义演化论，后者就是个体主义契约论。

2016年10月，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演讲，期间提到启蒙歌曲，当她无知地问道“《我的祖国》怎么唱”，台下观众开始大合唱。

龙应台的文明论不同于岛上的民国派或伪统媒体，她越过行为后果、体制操作和制度模型的层面，直接在哲学的高度论政治：用个体契约来质疑集体演化，以权利防御来挑战责任集中。换句话说，就是用“文明”来包装“民主自由”，以营销欧美制度的个体主义“普世价值”。

但客观来说，新时代对个体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已被普遍视为文明的指标。去年以来，美国对境内反犹挺巴言论的权利保障，或者对境外他国元首实施夜袭绑架的公权力约束，世人都领教过了。如果那也算文明，那么台海两岸的文明就更判然了。

“民国纪年”在台湾，是遗留体制的人工呼吸器

在过渡体制下，其实没多少台湾人记得真正的民国史，就连最值得纪念的抗战胜利日，也被错置为欧战胜利日。“民国纪年”在台湾，只不过是“遗留体制合法性”的人工呼吸器。

相较于大陆基于主体自信而采行公元纪年的文明型治世思维，台当局无法承认现实世界的秩序，只能用“民国纪年”来撑住一个残存的政治身份。这种既要“民国纪年”，却又无法兑现所谓“民国主权”内容的悬置型“建国”思维，其服务对象只是等待历史终局的选举轮替，而不是填入全球运作框架的中华文明。

圆凿方枘的时间感，其实只是民国遗习和加工体制对岛内民众智力上的耗损。

于是经常看见台湾人跟风批评大陆破坏文字、使用简体字云云，却无视“废除汉字”的最早主张出现在民国时期，更不知道蒋介石在1935年就同意教育部发布第一批简体字。

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再通过“简易汉字”议案。到了1950年代，蒋介石在第十七次“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上，还是赞同提倡简体字。【1】

蒋介石自称赞同简体字的初衷，是“为教育、为大众的便利”，“在‘国家’的立场上”。后来中共继承汉字简化，他却在同一个立场上退却下来。虽然民国体制最终没能实现汉字简化，但在1935年第一批简体字的基础上，由共和国实现了简体字的普及，并以汉语拼音的方式推行国际，并形成今日的全球中文热。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改朝换代并未阻却中文的发展。反而是自缚“简繁之争”的台湾人似乎从没仔细想过，由于“民国未完成”的遗习和体制加工，将来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面对全球汉语拼音的文盲？

同样的，这类台湾人经常以一知半解的“文革”“红卫兵”等陈词滥调来拒统抗中，但这恰恰是文明与否的分野──不在于是否犯过错，而在于是否具备终结偏误、修正路线、完成制度转型的能力。

相较于台湾对白色恐怖的平反，比如改名、立碑、拆铜像、补偿金等所谓的“转型正义”，往往因为过渡体制的片面性影响，而成为没有终点的道德叙事。相反，正是大陆“民与国共和”的文明自身结束阶级斗争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历史反思，并推动持续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才有今日中国。

可悲的是创伤冻结型政治人格，其否定历史演进的体制本身就是文明停滞的证明，也是智力和道德双重萎缩的病灶。

这种体制病灶导致理盲自大的夜郎心态、落伍陈旧的慕强思维、自宫主体的恋殖情愫、以及欺软怕硬的群氓式激情等，导致台湾成为拒统政学媒共构的孤岛。

从大众舆论来看，在岛内便利超商随手可买的四家中文报纸中，只有星云法师创办的《人间福报》还坚守中国人的主体性，认为“和平统一并非‘被统’，而是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2】；其他三家依附过渡体制的中文报，凡提及中美，一律使用“美中关系”“美中问题”“美中谈判”“美中博弈”“美中元首”来报道。

这些拒绝历史演进、自我殖民地化的构词方法，来自民国遗习无法代表中国主体性以后，蓝绿政学媒全面移植欧美制度与价值观改造台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