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高技术领域，无论从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高技术制造业PMI增速等角度，都表现亮眼，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

但与此同时，供强需弱的局面仍未改善。本文作者通过研究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教训认为，我们不能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视为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及时、大力度地扭转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行趋势，往往比长期、小力度、断断续续地刺激经济更加有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天】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企业投资信心偏弱，价格水平长期低迷，GDP平减指数连续数年处于负增长区间。

2014-2024年间，中国GDP平减指数变化截图自世界银行集团数据

怎么理解这种现象？按照许多人的直觉，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创新突破似乎应该自动带来经济繁荣；而经济增长放缓、企业低价竞争、盈利下降，则往往被理解为产业缺乏竞争力或者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果。

但经济史上的一些重要案例表明，这个直觉并不正确。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分化局面，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先来看看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1930：技术进步与经济萧条同时存在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提起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历了现代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实际GDP大幅下降，失业率达25%，数千家银行倒闭，物价持续下跌，大量家庭失去工作和积蓄。即使到1940年，失业率仍接近15%。对于亲历者而言，大萧条无疑是一场经济灾难。

但如果因此把美国的1930年代理解为一个技术停滞、生产率倒退的时代，则会忽略这段历史的另一面。

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的著作《大跨越：1930年代大萧条与美国经济增长》 截图自JSTOR

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在其名著《大跨越：1930年代大萧条与美国经济增长》（A Great Leap Forward: 1930s Depress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指出，1930年代的美国并非一个创新停滞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技术进步很快的时代。在那个十年，美国电力网络继续扩张，公路建设快速推进，卡车运输逐渐改变物流体系，航空工业取得重要突破。与此同时，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尼龙等新型合成材料开始问世，塑料和人造纤维逐渐进入商业应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技术持续进步，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标准化制造进一步普及，企业在生产组织、库存管理和供应链协调方面也取得显著改进。

菲尔德教授甚至认为，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角度看，19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换句话说，即使失业率长期维持在双位数水平，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并没有停止，技术进步与经济萧条可以同时并存。

今天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盘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后来那样严重的大萧条。真正使普通衰退演变为现代经济史上最严重经济灾难的，是随后几年一系列政策失误。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未能及时阻止银行体系崩溃和货币供给收缩，通货紧缩不断加剧。财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虽然增加了公共工程支出，但当时联邦政府规模本来就很小，而州和地方政府又受到平衡预算规则约束，难以进行大规模逆周期扩张。在私人消费和投资急剧萎缩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远不足以填补需求缺口，结果经济持续下滑，最终演变成大萧条。

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美国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摆脱了严格金本位制度的约束。罗斯福政府提高黄金价格、扩大货币供给，并逐步扭转持续数年的通缩预期。在财政政策方面，罗斯福推出了著名的新政。政府修建公路、桥梁、水坝和电力设施，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并通过各种就业计划直接创造工作岗位。这些政策颇有效果。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停止了此前自由落体式的崩溃，恢复了增长。

但复苏式增长和经济恢复正常并不是一回事。此前的崩溃实在太深，以至于即使经济有所恢复，也不足以填补已经形成的巨大需求缺口。到1937年，美国失业率仍然高达14%左右。到1940年，经济虽然比1933年大为改善，但失业率依然高企，大量劳动力和生产能力仍然处于闲置状态。美国经济的完全复苏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从今天的角度看，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财政刺激力度其实远没有公众印象中那么大。当时美国失业率达20%，经济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而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常只有几个百分点。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相比，或者与2020年疫情期间欧美国家实施的大规模财政扩张相比，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刺激规模其实相当有限，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足以完全弥补私人部门需求崩溃所造成的缺口，所以总需求恢复始终不够充分。

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始终担心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当经济刚刚出现改善时，政策便开始转向。1937年，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结果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许多经济史学家今天把1937年视为“过早退出刺激”的经典案例。

1990年日本：不充分的刺激与漫长的停滞

类似的故事后来又发生在日本。

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企业和家庭开始长期去杠杆，消费和投资需求持续疲弱，经济问题逐渐从资产泡沫演变为长期需求不足。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日本在汽车、机器人、精密制造、材料科学和消费电子等许多领域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索尼、松下、佳能、丰田等企业依然是全球行业标杆。

日本许多著名消费电子企业竞争力的明显下滑，主要发生在2000年代以后，而不是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间。换句话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开始，早于这些企业竞争力的大规模衰退。也就是说，经济停滞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失去了技术优势。事实上，在日本经济已经低迷十多年之后，部分企业才逐渐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失去了领先地位。

这期间，日本政府并非没有采取刺激政策。相反，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日本先后推出了多轮财政刺激计划，日本央行也不断降息，最终进入零利率时代，但日本经济仍然经历了长期停滞。

许多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认为，日本的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大、持续时间不够长，而且经常在经济刚刚出现改善迹象时便开始担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从而过早退出刺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伯南克（Ben Bernanke）等学者都曾指出，日本长期需求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持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宏观政策扩张力度不足。1997年提高消费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迹象，但消费税上调和财政收缩很快导致需求再次走弱，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长期下来，日本政府债务不断累积，利率降至接近零，但总需求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到位。在金本位时代，通缩可以理解。但在现代主权货币体系下，一个拥有发债能力和货币发行能力的国家长期陷入通缩，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1930年代与日本1990年代当然并不相同。美国经历的是剧烈崩溃之后的不充分复苏，日本经历的是长达三十年的缓慢停滞。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先进产业仍然在发展，技术进步仍然在发生，而总需求却长期不足。经济增长长期低于其潜在水平，大量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