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深夜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时，很多人可能还不明白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美以伊战争打响时，如果不懂波斯语，很多人可能只能听到西方媒体的片面之词。2026年世界杯佛得角爆冷逼平西班牙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国家位于何处。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了今年来越来越热的区域国别研究。

6月16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第五场活动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教授尖锐指出：当今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太少、甚至不愿发声，更难以在国际舆论场争夺话语主动权，这和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起步晚、基础积累相对薄弱有着直接关系。结合百年变局下的时代挑战，杨洁勉教授向广大青年学者提出建议和号召——中国学者应代表中国积极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观察者网刊载演讲内容，供各位读者参考。

杨洁勉教授在“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主题讲座上做分享人大重阳网

【演讲/杨洁勉】

当前的国际格局可以概括为“一超卫超、多强求强”。以往我们常讲“一超多强”，也有观点认为“一超不超，多强不强”。但我更倾向于用Defend（捍卫）和Demand（争取）来表达：美国在“捍卫”其超级大国地位，而多强在“争取”更大话语权。中国应当秉持“大外交”的战略思维，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

回顾过去一百余年，我们曾经历过国联的解散，也见证了联合国的成立，如今联合国已走过八十年，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多边机制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必须深入考虑的宏观问题。

一、区域国别学和全球治理

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正在进入高潮。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为中国系统研究世界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核心学术支撑。在这一学科框架下，“全球治理”既是重要研究方向，也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实践领域。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会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与前几次的“三大倡议”相比，“行动导向”是新的提法。从9月1日至今，全球治理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要从区域国别视角研究全球治理。

现在大家都在用AI，但当你尝试在输入端要求AI去讲解“加拿大的全球治理观”或“坦桑尼亚的全球治理理论”，系统往往输出不了有深度、有系统的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问题在于，目前人工智能的代码编写和模型构建基本由理工科专家主导，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往往只停留在追求“被技术赋能（Empowerment）”的阶段。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去主动“赋能AI（Empowering）”。全中国有如此多的专家、学者、老师和同学，我们每天在系统里输入、训练，AI就会发生改变。

在我看来：对于商业界，AI是用于盈利的管理工具；对于科学家，他们关注的是AI的技术本质；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我们应当有思想、有理念。区域国别学研究同样应当如此。

区域国别研究遵循的是“从国别区域到全球国家问题，从区域表现到全球影响”的逻辑。

在我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经历中，我研究美国问题相对较多。起初我是直接研究中美关系的，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研究路径是不妥当的。在座的年轻同志如果立志研究区域国别，首先必须从区域和国别本身入手进行深耕，切实研究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习俗，在此基础之上，再去拓展研究它的外交、周边关系以及大国博弈。这才是区域国别学的基本功。

因此，我常说一句话：要做“外国通”，先做“中国通”。如果连中国的事情都没有研究透彻，又如何能研究好外国的事情？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需要培养复合型的全球治理人才。

全球治理涉及国际法、国际规则、国情、社情等诸多交叉领域，这就要求研究者做到“博闻广识，通晓万物（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善于总结。所以，我们需要复合型的全球治理人才。

然而，目前学术界在人才培养上仍存在一些短板。我常拿“盖子”来打比喻：有些研究国际法的学生，无论你在会议上抛出什么题目，由于知识框架过于单一，往往只能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国际法条文去解释。这种“专而不博”的路径，无法适应现代全球治理的需求。

未来的全球治理人才应当是“喇叭型”的结构，即以本专业为支撑，同时积极向外拓展。只固守高校里学到的单一专业，在当今的职业生涯或智库工作中是行不通的，必须保持知识结构的持续更新。

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应届毕业生在校园内留影。 资料图：新华社

此外，我非常担心，在现在的国际会议中，直接使用外语进行交流的中国学者似乎越来越少，理由是“同声传译已经足够好，为了精准表述，我今天用中文发言”。

实际上，同声传译能传递60%至70%的思想已是极限。这也对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的痛点——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要培养十八般武艺都要学一点的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在理论和学术上实现复合，更要在区域国别的交叉学科中，通过实践与实证研究来弥补短板。

当前，高校中不少青年教师缺乏国外实地工作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应当优先前往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区域或国家开展田野调查，而不能将出行仅仅当成消遣和旅游。

比如，做东南亚研究，如果经费受限，无法直接去东南亚的对象国，也可以先去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例如瑞丽的“一寨两国”，就能带给你切身的地缘感知。现在的研究经费和资源都相对紧张，如果平均用力，无论是对单位还是个人都难见成效，因此必须集中资源、拉长周期、突出重点。

现在的学生往往充满青春与活力。高考结束后，很多人会列出一个消费单子：买上万元的手机、烫发、旅游。我建议大家从旅游开始，就要将行程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起来。如果去不了朝鲜，可以先去东北边界看看。在边界线上，两国之间往往就隔着一条沟。只要你在对岸看一看，地缘政治的实践感、实际感、实证感与实用感就会油然而生。

复合型全球治理人才的顶端是“帅才”与“将才”。

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我不大赞成国内学者在撰写论文时过度、盲目地引用西方观点。论文越写越长，却总是喜欢引用西方的观点。我们应当多引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要多引用国内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你多引用一百次基辛格，对基辛格而言无所谓；但如果你能引用一位青年学者一百次，就极有可能帮助他在学术台阶上迈进一步，因为青年人最富有向上的精神和活跃的思想。

在此，我想请在座的青年同志思考一个问题：现阶段什么是我们的主要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写得非常清楚：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我们当前的青年学者是否聚焦？在座的同志，能够坚持一个小时不看手机的恐怕基本没有。现在手机焦虑非常普遍，能坚持每天研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的人也越来越少，大家都习惯了刷手机。

但手机媒介具有碎片化、娱乐化和即时化的特征。在手机算法的推送逻辑下，往往是“Good news is not news, only bad news is news.”（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新闻）。

在座45岁以下的同志，几乎是在手机的塑造下长大的。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花费在手机上的时间长达7.5小时。实际上，我们每天只需要处理2个小时的必要手机资讯就足够了。如果能从八卦碎片信息中抽身，每天就能省出5个小时。将这宝贵的5个小时倾注在你的专业研究与复合型能力培养上，成效将是不可估量的。

最后，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是基本理论框架和主要专业目标。

二、百年变局下的时代挑战

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种多样的，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交织与错杂。在机制规则层面，当前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开会时，往往面临着“议而不决、推而不行”的现实困局。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八十年的历程，自1956年以来，人类社会曾数次面临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

第一次是朝鲜战争。我们中国人取名字往往同国家大势紧密结合，那个时代涌现了许多名为“援朝”（抗美援朝）的名字。

第二次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国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的战略备战。

第三个关键转折，是1982年邓小平同志决定将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而最近几年，虽然尚未爆发世界大战，但局部冲突与大型战争此起彼伏，这正是国际秩序失序的体现。

针对这些困局，目前国际社会的补救措施往往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纵观全球，只有中国系统地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具备强烈的引领性和示范性意义。面临全球性挑战，我们要做多种准备。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而不是“另起炉灶”。在与年轻的硕士、博士交流时，我发现大家对于新中国外交史的了解有些欠缺。这并非大家没有学过，而是因为青年时期多忙于“刷题”，考试结束后便将知识遗忘。这也是为什么在高考中，学生常反映最难的科目反而是政治。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文盲率较高的社会现实，为了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我们提出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

其次，我们需要记住两个关键年份：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

从1971至2001年的这三十年间，中国历经了无数曲折，一步步融入并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与改革者。因此，我们当然要全力维护联合国体系。但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具备前瞻意识与“超前研究”的思维：如果联合国的改革力度与改革速度始终受限，我们是否要考虑“后联合国时代”（Post-UN）可能会提前到来？

同时，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三大代表性理论，即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与习近平外交思想。西方学者常指责我们“只会讲领导人思想”，但这恰恰是他们的偏见。国际关系与外交有其特殊性，政府领导人活跃在外交实践的第一线，其思想最具实践价值。正如美国历史上同样存在“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经济学”一样。

此外，在新格局下，我们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的话语表述，夯实软实力建设。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将国家政策理念转化为学术表述、媒体表述与教材表述。

目前，教育部正在涉外学科中大力推进“三进”活动（习近平外交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仅有政治话语，同学们往往会认为是在上政治课而非专业课。

我们学者的学术表述也亟待改进。大家撰写文章时，题目往往过于枯燥，如《关于某某问题的若干思考》《某某三大特点》等。而媒体在拟定标题时，则面临着“体面的错”。在如今“写作者多于阅读者”（More writers than readers）的眼球经济时代，中国人过去讲“酒香不怕巷子深”，在现代国际传播中已经行不通了，“酒香”也必须主动让世界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