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在此前一天，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推出纪录片《国安档案解密》。影片以纪实镜头重揭六年前“黑暴”之下的失序真相，将那段街头混乱、法治受胁的场景再度拉回公众视野。

创伤虽深，愈合亦速。过去六年，香港社会从“黑暴”冲击中逐步复原，不仅抚平了表面的裂痕，更在深层治理层面完成了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及兴”的稳健跨越。近期，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盈随神舟二十三号进驻太空，特区政府亦首次就2026至2030年五年规划启动公众咨询——这些看似殊途的事件，实则从科技、治理等多个截面，折射出香港正在发生的切实而深刻的变化。

值此回归29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刊载与曾任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现为立法会议员的邓飞的对谈。对话从数年前常见于报端的所谓“人归心不归”问题切入，继而剖析五年规划的决策逻辑，并延展至两地关系从“跨境流动”到“深度嵌入”的演进脉络；既着意勾勒香港治理思路的底层转向，也尝试着捕捉融合进程中那些不易量化的质感与温度。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关于香港回归，过去很多评论会提到所谓“人归心不归”问题。前几个月《寒战1994》的上映，也让这一问题再度受到关注。人心回归，一个听起来有点抽象的概念，在您看来，它有没有比较具象化的表现？

邓飞：我其实不太认同“人归心未归”这种说法。毕竟距离2019年“黑暴”已经过去六七年了，这么长时间里若说一点改变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过去。

举个很明确的例子，如果现在还认为学校教育跟不上、老师偏“黄”、学生不认同国家，这其实是刻舟求剑，完全不符合现状。实际上，教育局、警务处、特区政府以及民间爱国团体做了大量工作，从课程、教学到课外活动，包括内地交流考察，覆盖面很广。而就我的接触来看，年轻一代的老师和学生对“黑暴”甚至更早的“违法占中”其实没什么深刻记忆，顶多知道有这回事，并未上街参与其中，还有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因此，我不认同那些老套的说法。这类说法表面是为香港好、促进人心回归，但实际上是一种静止的看法，没有跟上时代变化，对香港有害无利。现在的情况远不像“黑暴”或“违法占中”年代那样恶劣。

观察者网：说到“黑暴”，那时讨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常有人引用“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将身份认同细分为“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等，但该调查到2022年就截止了。据您观察，今天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知与几年前比有什么变化？

邓飞：那份问卷设计本身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本不冲突的身份认同硬生生拆成对立项——人的身份认同本来就是多元的，我可以同时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没有任何矛盾。这种从1997年前延续下来的问卷设计，背后有预设的议程，故意制造“非此即彼”的印象。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类刻意设置的调查，没人会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是对立的。若以这种调查作为衡量标准，本身就不自觉地迎合了对方的设计。

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把本不冲突的身份认同硬生生拆成对立项”。

实际上，反对派当年还有更多细分，比如“我只认同文化的中国，不认同现代的中国”等等，他们很擅长这类语言游戏。现在我不认为青少年还有这种看法。反而我们要强调，身份认同不能仅仅是文化上的认同。“一国两制”的“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基础来自《宪法》第三十一条，这一点必须明确，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一边认同“一国两制”，一边把当代中国抹黑，或者只认同历史文化上的中国、还进一步挑剔元清不算之类——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想把大家思想搞混，实质是挑拨离间，没有实质增益。

观察者网：关于当代中国，最近大家很关注黎家盈。2021年我们聊过航天员与香港青少年“天地对话”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您当时说作用相对有限。今年5月，土生土长的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家盈作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赴太空，您认为这次这事对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是否有不一样的影响？

邓飞：意义肯定是有的，而且要大得多。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以前小学生写作文“我的志愿”写“做太空人”，基本只是写写，觉得不可能实现，没想到今天成真了，这对很多香港人是个很大的震撼。让香港直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这种参与感就是最大的意义——毕竟有参与感之后才谈得上获得感。

观察者网：听说香港教育局也让全港学校重点关注这件事？

邓飞：香港教育局并没有强迫指令，只是建议，留有余地。比如如果那天有的学校有考试或测验，调动不过来也没关系，网络也很方便，不必非得当天看。这种留有余地的弹性安排反而让学校更积极——因为隔壁学校在做，自己不做，学生会不理解：“为什么隔壁能看我们不能看？”

我觉得等黎家盈回到地面后，可以和香港社会多多分享她的入选过程、培训细节、太空经历等生活化、细碎的故事。我们过去说得较多的是宏大叙事，缺乏细节和动人的故事情节。光宏大叙事，大家只是听听而已；肯定要有细节、有动人情节，大家才会觉得有吸引力。

黎家盈说：“我也会晕车晕船，但坐上转椅竟然不晕。”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换言之，宏大叙事搭建了“骨架”，动人故事丰富了“血肉”。

提到参与感，今年6月15日，特区政府正式启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2030）公众咨询。受英国百年“殖民”影响，回归后特区政府长期沿袭“大市场、小政府”理念，施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如今无疑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好奇您会如何评价这一治理范式转变？作为立法会议员，能否分享一些大众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邓飞：实际上几年前，包括我在内很多议员都曾提出过，国家有十四五规划，香港要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自身发展，就必须对标国家的五年规划路径和思维方式，不能纯粹市场导向——市场导向往往只赚短期利润，中长期基本不考虑。而特区政府要想参与其中，对标国家五年规划，就至少要有类似发改委的部门来对接，相互配合。如今特区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付诸实施，有了这个规划。

当然这对香港来说是个学习过程，并不简单。因为香港政府的政策手段——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推动发展——与内地那种“全能型”政府有很大不同。

内地的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变，有几十年的实践积累，政策工具非常丰富：从早期行政命令下达给地方和国企，到后来发展出“预期性目标”，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或通过国家级重大项目带动配套发展。这些手段内地已驾轻就熟。

但香港不是，它唯一熟悉的是金融政策，而且主要是规管——确保金融稳定、信誉、合规，并非发展性政策。产业政策更是从未想过，毫无经验。所以五年规划对特区政府也是个学习过程，要发掘和发展适合“一国两制”、有别于“大市场小政府”的政策工具。

香港城市风光 资料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您估计落实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邓飞：最大难度是开发以往没有的政策工具。

举个例子，你什么时候听过特区政府招商引资？早在曾荫权任特首、唐英年任财政司司长时，已有“投资推广署”，但其规模有限，当时也没有定位要搞规划性发展。现在除了投资推广署，还有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推广高等教育国际化枢纽的专班等。不一定是新设部门，而是在现有部门增加职能，比如教育枢纽归教育局，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涉及商经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律政司也参与法律平台建设。

这就意味着在现有政府架构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拓展型、发展型的招商引资职能。以前主要是规管，确保合规就行，企业成败是市场风险；现在不行，合规前提下还必须拓展、发展，KPI也随之改变。所以本届特首一上来就提出“以结果为目标”的大框架，界定KPI来定义目标，各部门据此工作。

目前讲的还是大道理，具体每个行业怎么做，还需要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