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极土著】

唐宁街10号有只叫Larry的猫，在英国超级火，全世界都出名。它是有正经编制的，官方名号叫“首席捕鼠官”。首相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它不动窝，谁来都得跟它一起办公。各国领导人来访都会特意逗逗它，相当于英国一张可爱的外交名片。

过不了几天，这位唐宁街十号的常住居民Larry猫，就会告别它的第六任首相斯塔默，迎来它任期内的第七位首相。

图源：英媒

如果从2016年卡梅伦因脱欧公投失利辞职算起，到现在的斯塔默，短短十年，英国已经送走了五位首相：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第六位今天也宣布要撤了。斯塔默说：“我已经听到了党的声音，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带领这个党走向2029年大选的那个人。”

对比之下，撒切尔一个人就干了11年，布莱尔干了10年。英国人过去引以为豪的、那种沉稳得近乎无聊的议会政治，在短短几年里似乎变成了一场永不散场的宫廷剧。

回顾一下，如此频繁地首相更迭，绕不开2016年那个燥热夏天里的那次脱欧公投。正像Economic Times今天的文章所说的，脱欧公投打碎了英国长期存在的政治共识，并加深了两大党各自内部的裂痕，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写了英国政治的底层逻辑。

在公投之前，英国两大党的对垒大致沿着经典的左右经济轴展开：工党讲再分配、保守党讲低税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伦敦金融城各自归位，相安无事。但脱欧像一把楔子，硬生生把这条轴线撬开，换上了一条新的——身份/文化轴。从此英国选民被重新归类：是开放派还是封闭派，是大都市精英还是小镇怀旧者。

这条新轴线和原来的经济轴正交，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局面：一个北英格兰的退休码头工人，可能在经济上偏左、在文化上偏右；一个伦敦金融城的年轻白领，可能在经济上偏右、在文化上偏左。原先稳定的政党联盟瞬间被打散。那些原本世代支持工党的北方工业选区，在2019年集体倒戈投了约翰逊；又在2024年集体抛弃了保守党。

到2024年大选时，两大党加起来的得票率，跌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工党靠着选举制度的杠杆赢得了议席层面的胜利，但得票率只有33.6%。这是一场席位和民意不成比例的胜利，议席多到吓人，但底下的支持基础薄得像一层冰。

与此同时，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的快速崛起，正在2026年5月地方选举中同时蚕食工党和保守党的基本盘。过去十年那条“两大党—中间路线”的护城河，正在被一支民粹右翼的新力量填平。

当一个首相赖以执政的选民联盟本身就是脆弱的，他在党内的权威也注定是脆弱的；而当外部还冒出一个能持续吸走选票的新对手，这种脆弱会被进一步放大。

如果说脱欧是地基出现了松动，英国两大党的内部规则，就是地震发生时第一块掉下来的天花板。保守党有个叫“1922委员会”的东西，听上去像个老派绅士俱乐部，但它手里攥着一把真正的政治利刃，只要15%的下议院保守党议员致信主席，就可以触发对党魁的不信任投票。15%是什么概念呢？在一个有几百名议员的党团里，几十封信就够了。约翰逊的“派对门”之所以能在几周内把他逼走，就是这套机制启动的结果。

工党门槛稍高，按Politico的说法，需要81名工党议员的提名才能正式发动党魁挑战，这恰好就是2026年这场政变里，伯纳姆必须越过的那条线。

这套低门槛罢免机制，叠加上两党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员一票”党魁选举改革，产生了一个特别讽刺的化学反应：党魁是基层党员选出来的，他们往往代表着党内最热情、最意识形态化的那部分人；但日常和首相一起在议会里打仗的，是议员，他们更关心选区的实际利益和明年自己能不能连任；党员选出来的领袖，和议员想要的领袖，经常不是同一个人。

工党的科尔宾和保守党的特拉斯就是这种错位的极端样本。前者是党员热爱的老左派，但议员们恨不得用脚把他踢出议会；后者是党员投出来的“撒切尔传人”，结果在唐宁街待了45天，被一颗生菜熬死。

于是英国两大党都形成了同一种动态：党员推上来一个，议员等机会把他推下去。每一次党员选举都在制造下一次议会政变的火种。更要命的是，议员们发现这件事可以做得很顺手，做完之后，没有人需要面对全国选民。新党魁自动成为新首相，整个国家在没有大选的情况下就换了领导人。约翰逊换特拉斯，特拉斯换苏纳克，全程没让公众投过一次票。这一次也一样，假设没人能凑齐跟伯纳姆抗衡的81票提名，工党将在7月17日或18日完成一次加冕仪式，伯纳姆将直接走进唐宁街，英国选民同样没有任何投票机会。

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 资料图

把这十年的几位首相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倒下的姿势各不相同。

卡梅伦死于自负。他以为公投不过是党内派系斗争的一颗手雷，结果手雷把他自己炸飞了。

特蕾莎·梅死于无法兑现。她想体面地完成脱欧，但她的议会算术从一开始就不成立。梅在2017年提前大选丢掉了多数席位，从此每一份脱欧协议都被议会三次驳回。她哭着辞职那天，象征着“理性派”在脱欧议题上的彻底投降。

约翰逊死于自己的人格。他靠“完成脱欧”和个人魅力赢得了80席的压倒性多数，本该是一个能干完任期的首相。但他在疫情期间一边让全国封城、一边在唐宁街开派对的事被捅出来后，党内对他的容忍迅速归零。Pincher事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名内阁成员在48小时内集体辞职。议员们知道，党魁是可以被随时废黜的。

特拉斯死得最快也最荒诞。她上台不到一个月，公布了一份号称要“重启增长”的迷你预算案，主要内容是给富人大幅减税、并且绕过独立财政机构OBR的审核。市场反应是国债收益率单日飙升、英镑暴跌、养老金体系险些崩盘。英国央行被迫出手紧急救市。生菜笑话由此而来，一家小报真的开了直播，赌一颗生菜和特拉斯谁先烂掉。生菜赢了。

苏纳克死于体面但无力。他接手了一个被烧得只剩骨架的保守党，做了一些技术官僚式的修补工作，然后在2024年大选中输得很惨。他的失败更多是承担前任的债务，而非自己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

斯塔默的故事发生在工党“压倒性胜利”之后，2024年大选工党议席大胜，但得票率只有33.6%，民意基础薄如蝉翼。他靠“稳健的成年人”形象登顶，最终却被加税和停滞背刺，一个连经济企稳这种最低纲领都做不到的工党政府，在面对民粹冲击时几乎没有反击空间。因此，2026年5月地方选举工党惨败，英格兰一夜丢了近1500名地方议员。党内61%的工党党员希望他大选前下台。同样，把彼得·曼德尔森任命为驻美大使的糟糕决定，随着此君因爱泼斯坦档案再次卷入丑闻，也极大损害了斯塔默最珍视的人设：识人之明和道德边界。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英国目前的这种政治僵局背后还有一些更深的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