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观鱼 阮佳琪】

1988年5月的一天，印尼某个华人集聚的小镇上。

街巷已是满目疮痍，打砸抢烧随处可见，妇女、孩童的哭嚎不绝于耳。

截图自《我最后的家宴》预告片 下同

捧着一盒“酸糖”的男主角Encek仓皇奔逃，很快被三五成群的暴徒打翻在地。

拳头如暴雨般落下，可那罐糖果，他始终死死护在怀中。

在他漫长的岁月里，这颗酸糖贯穿始终，串联起一段五味杂陈，满是酸楚、温存与沉重过往的人生往事。

镜头回到30年后的2018年，Encek佝偻着身躯，独自坐在床边，沉默不语。

这名印尼华裔老人，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在爱妻病逝后，他深陷极度的孤独与对妻子的无尽思念中。

到了76岁这一年，他对人间再无留恋，心中唯一的渴望就是：平静地死去，选择大海作为他与亡妻再度重聚的归宿。

在实施这个“死亡计划”前，Encek决定操办一场隆重的家宴。

这顿充满仪式感的晚餐，既是他与子女、与过往人生郑重道别的死亡仪式，亦是迟来半生、用以弥补亡妻的婚宴。这也是影片片名《我最后的家宴》的由来。

而这场最后的家宴也如同一把钥匙，缓缓揭开了这个华裔大家族尘封数十年、深埋心底的家族往事。

在家宴繁琐又艰难的筹备过程中，Encek不由自主回忆起年少时与妻子相知相爱的岁月。零碎记忆也慢慢勾起他作为一名华裔孤儿，在印尼颠沛求生的创伤经历。

Encek的半生沉浮，始终与印尼华裔群体承受的历史伤痛、时代动荡紧密交织。

影片依次铺展1960年代、1970年代与1998年三个极具时代烙印的阶段，导演极为克制地将原著小说中跨越半个世纪的宏大历史风暴，折叠进了一场看似寻常、实则暗流翻涌的家庭晚宴之中，也道尽一个华裔家庭在时代颠簸里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漫长挣扎。

当男主角最终决定将大海作为与亡妻重聚、走向死亡的终点时，电影的色调呈现出一种浪漫的释怀与解脱。

这不仅是一个老人的自我终结，更是那一代历经动荡的印尼华裔，在无法达成历史和解与代际共情后，最终选择与世界达成的一场无声且尊严的告别。

6月16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影片《我最后的家宴》在沪举行世界首映。

在与新潮观鱼的独家对话中，印度尼西亚导演伊斯梅尔·巴斯贝斯表示，虽然他并非华裔，但他自觉肩负着帮助华裔群体发声的艺术使命，视电影为消弭族群隔阂的“文化通路”，而非政治表达的载体。

他的创作初衷是通过记录华人在印尼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呼吁社会直面沉重历史，而非粉饰太平，同时也希望引导年轻一代铭记祖辈经历的磨难，接续传承他们坚韧的精神。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告诉新潮观鱼，他相信，讲述海外华人的故事，对于连接全球华人文化至关重要。

他也希望通过“家宴”这一具有亚洲普适性的情感纽带，寻找不同族群间的相似性与统一性，从而打破歧视与文化壁垒的恶性循环，促进华裔作为平等的一部分融入印尼多元社会，并赋予年轻人直面不公、挣脱固有桎梏的勇气。

印度尼西亚导演伊斯梅尔·巴斯贝斯与新潮观鱼独家对话

故事的一开始，面对三个不成器的子女，Encek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还没死呢！”

他经营着一家雨布店，虽已是垂暮之年，依旧每日准时到店看管生意。可三个儿女早就不想干这份营生，整日守着老铺百无聊赖混日子，一心盘算变卖祖宅、瓜分家产。

“日子从来都不好过。以前不好，现在更不好。”这个性格倔强、脾气古怪的老头，余下的大半时光都独自闭门独处，怀抱着亡妻的骨灰盒喃喃自语。

Encek没有读过书，他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于妻子。

比如，他知道了寄居蟹，一种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新“家”的生物。

这和Encek很像——50年代的时候，他被父母遗弃，被送到印尼一家伊斯兰孤儿院。少年时期，不堪暴力与歧视，十几岁的Encek逃离了孤儿院，辗转来到某个城镇的集市。目不识丁的他只能在市场里靠当苦力谋生，也因此结识了经营米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