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叫我讲世界杯，足球我不会，但大型体育赛事与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之间的关联，这个我倒可以和大家聊一聊。

今年的世界杯也挺有意思，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不妨透过这届世界杯，来观察一下在国际体系的新时期，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引领了冷战后第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其内部对全球化出现明显分歧和不同主张的背景下，世界杯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以及这些与地缘政治、国际体系未来走向之间的关联。有些东西可以思考一下，挺有意思的。

从理论上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应该是国际足联长期塑造的“全球团结大家庭”叙事的巅峰——48支球队参赛、3国联合主办、16座城市承办，并且主办国家跨越了整个北美大陆，即美加墨三国，被包装成一种跨越边界的共同语言：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好，克服分歧、差异、肤色乃至地缘政治的隔阂，走到了一起，痛痛快快地踢一场球。

这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目前有两件事已经很明显了，第一件事，是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原来有望成为首位执法男足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却在抵达迈阿密后被美国拒绝入境。他并不是没有签证，而是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门的二次审查后，被认定不符合入境条件，理由是“国家安全”——所谓与恐怖组织嫌疑人员存在某种关联。对此，国际足联表示无能为力，原因在于其无权介入东道国的移民和签证事务，作为国际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干涉本质上属于东道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2026年6月10日，阿尔坦返回摩加迪沙。 美联社

这一事件实则揭示了当下国际社会的一个核心现实：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的状态。你可以认为它有秩序，但在主权国家之上，并不存在超国家行为体。像国际足联这类机构，并不具备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利。

那么第二，从道理上来讲，像世界杯这类国际赛事活动，虽然没有哪条法律明确规定，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惯例，就是默认东道国应该在行使主权的同时给予某种便利，即通过有助于促成赛事顺利举办的方式来行使主权。

第三，结合当下的美国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美国国内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美国试图在国际社会当中塑造的形象，这三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一旦呈现，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成为了关键阻碍。原本裁判前来执法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国际足联及其所倡导的“大家庭”理念至关重要，如今却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操作而陷入僵局。美国自己不妨思考一下，当时自己想承办世界杯，作为东道国意味着什么，现在其行为传递出的又是怎样的态势。

第二件事情，就是伊朗。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北京时间6月11日晚上10点半，新浪微博上出现了美国要去抢夺、轰炸伊朗石油岛哈尔克岛，要引发新一轮冲突的消息。美以伊之间的地缘政治危机始终处在一种持续状态，即使双方曾一度接近通过和谈达成解决方案，但现在似乎又在重新滑向冲突扩大的边缘。

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毫无疑问会引发各方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伊朗的主权和国内政治象征、正在发生的这场冲突的叙事逻辑，以及世界杯和国际足联所扮演的角色。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球员已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但部分管理和行政人员未获得签证，因此伊朗将自己的基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至墨西哥蒂华纳。从美国政策层面看，这一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并且扩大了旅行限制，伊朗和索马里都在受限国家之列。尽管相关政策对运动员、教练和必要支持人员设有某些例外，但对球迷没有例外，而且这些例外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得到有效的保障，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似乎没有投入必要的安排。

由此可见，大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尽管世界杯本身无论是否喜爱足球，都应该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但本届世界杯的核心矛盾仍然非常明确地呈现了出来，就是国际足联这样一个具有显著的全球主义色彩的、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与美国这样一个不断内向化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后者掌管着自己的领土和边界，有权决定人员的通行权限。

我们可以把美国与本届世界杯的具体情境剥离，抽象地去讲：当国际足联这类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目标一致时，世界杯就能顺利进行，不带遗憾，甚至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某些积极的影响；当两者的目标相冲突时，国际组织所秉持的全球化愿景或理想化的“大家庭”目标，往往被迫让位于主权国家强硬的边界感。

或许后世回顾2026年世界杯时，会形成这样的基本判断：这届世界杯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凸显了美国对移民的保守态度，凸显了强化边境管控这一在美国基本的、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政策导向。这无疑削减了2026年世界杯作为全球足球爱好者大联欢的喜庆色彩，政治对这场国际庆典产生了明显的干扰。

当然，作为基本常识，无论是否反直觉，人们必须认识和理解到：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从未如理想主义者所期望和努力的那样真正远离政治。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墨索里尼把主办世界杯视为展示意大利法西斯组织能力、民族活力和国家纪律的窗口。国际足联后续的官方记载也承认，当时的意大利队承载着墨索里尼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决赛前相关的政治指令传入更衣室，这是世界杯和国际政治互动历史当中无法被忘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比赛过程本身与足球运动直接相关，从纯粹足球史的角度可以将其视为独立叙事，但是政治传播、国家叙事等因素，从来都没有办法和这种规模、类型和级别的体育赛事分得非常清晰。

1969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爆发的“足球战争”，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从表面看，这场冲突似乎顾名思义由足球引发，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足球只是矛盾激化的触媒——两国间早已存在的土地争端、经济摩擦与移民矛盾，借由世界杯预选赛的结果被彻底点燃。足球比赛的胜负成为激化既有矛盾、催化暴力冲突的重要触媒。正如温特所言，无政府状态是主权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而世界杯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与作用，本质上同样是可以被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