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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峰会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如何成为北约的一员？与当年的中国有何种关联？在不断有人鼓吹北约要对华强硬，甚至图谋建立“亚太版”北约的今天，对相关国家又有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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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特刊发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副教授、土耳其学者武将帅（Serdar Yurtcicek）的独家分析，以飨读者。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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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安卡拉，参加第36届北约峰会。作为东道主，土耳其计划将其近七十五年的成员国身份塑造为一段成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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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这一成员身份如何获得的历史档案，却揭示了一个远为复杂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今天从亚洲的视角回望时，更显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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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基于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外交档案馆近年来才向研究人员开放的千余份文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土耳其通往大西洋联盟的道路，并非经由欧洲，而是途经朝鲜半岛。而走这条路所付出的代价，不仅包括与苏联关系的破裂，还导致了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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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等候室”，而是“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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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始于一次拒绝。1949年4月成立的北约把土耳其排除在外。对于自1945年以来一直将苏联的压力——对海峡的要求、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的领土主张——视为生存威胁的安卡拉而言，这次拒绝是一场战略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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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拒到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的十四个月，通常被描述为一间“等候室”。档案文献呈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这段时期不是等候室，而是一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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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外交在这十四个月里搭建了四项制度性机制：1949年8月，以“以汉城为首都的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承认南朝鲜当局；1949年10月，取得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成员资格；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在联大表决中与美国集团保持系统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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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架构的目标并不是朝鲜；安卡拉无人预见到战争。其目标是构筑一种制度性位置，使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战略机遇都能被迅速加以利用。笔者将这种行为模式命名为"防御性机会主义"：一个处于生存威胁感知之下的国家，凭借预先构建的制度性位置，把一场无法预见的危机转化为战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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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内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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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这套架构随即启动。安卡拉在没有任何条约义务、也没有任何民意要求的情况下，于7月22日——经过不足一天的审议——决定向朝鲜派遣一支4500人的作战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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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定的真实指向在六天后显露无遗：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塞利姆·萨尔佩尔在7月28日的记者声明中公开提出了加入大西洋公约的要求。萨尔佩尔与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会谈的记录证明，这种对等回报的期待被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十五个月前遭到拒绝的成员资格，如今凭借朝鲜战场上的鲜血重新被摆上了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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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投资得到了回报：档案显示，关于将土耳其纳入大西洋安全体系的结构性决定，实际上于1950年11月1日便已传达至安卡拉；正式邀请于1951年发出，1952年2月土耳其成为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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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外交在走出这步棋时，对中国的立场了如指掌。土耳其驻香港代表机构1950年7月2日的电报，将北京的观点原原本本地报回安卡拉：中国将其对台湾地区的历史性权利建立在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基础之上，并把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定性为帝国主义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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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莫斯科大使馆7月12日的电报则报告，一项可能的妥协方案，其代价或将包括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把台湾地区交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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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看到了这幅全景；而它的选择，是站到这些诉求正对面的阵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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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中的中国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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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笔账目中，史学叙述长期忽略的一根支柱是中国。土耳其旅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作战对象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1月至12月在瓦院和军隅里，1951年1月在金良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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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向安卡拉通报的战报，成为土耳其外交领域的“作战资本”，并切实地投入使用；打开北约大门的信用，正是通过与志愿军进行的一场场战斗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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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战线上的图景更加清晰。1950年1月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土耳其与华盛顿一道坚守不承认的立场。萨尔佩尔1951年1月25日的长篇报告判定，大西洋集团内部的裂痕恰恰始于这一承认问题，并将联合国内各国划分为四个阵营；在连英国和各自治领都在寻找“协助侵略”之类缓和措辞的氛围中，土耳其牢牢锚定在最强硬的美国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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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的最后一天，土耳其外长福阿德·柯普吕吕在安卡拉接见的所谓“中国大使”，不是北京的代表，而是台湾当局的代表李迪俊；会谈记录显示，双方一同分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争潜力和苏联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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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土耳其位列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联大决议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中。1951年5月，在对华战略禁运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土耳其担任相关委员会主席；5月18日决议通过后，率先提交执行报告的国家中又有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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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亚洲集团中的七个国家和瑞典投出弃权票的对照下，安卡拉的这份殷勤，在档案往来文书中可以清楚地读出“务必站在多数一边”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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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土耳其直到1971年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欧亚大国之间的关系冻结了二十年之久。北约成员资格的账单，不仅包括莫斯科，也包括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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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代的另一份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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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场冷战站队的另一个后果也应当记录在案。就在土耳其向大西洋集团“下锚”的这些年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开中国的新疆籍政治流亡群体转向了土耳其：前新疆官员艾沙·优素福·阿布甫泰肯（Isa Yusuf Alptekin）与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ehmet Emin Buğra）定居土耳其；1952年，安卡拉政府颁布法令，接收经克什米尔而来的数千名新疆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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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数十年间，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以分裂中国领土完整为目标的维吾尔分裂主义组织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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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偶然：一条把中国宣布为“侵略者”的外交轴线，同时收容从中国出走的分裂主义流亡势力——这是同一套集团逻辑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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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土中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其根源正可追溯到北约成员资格被“买下”的那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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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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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主办北约峰会的今天，这段成员资格的创始史提醒着两件事。其一，土耳其并不是领受了一份“安全礼物”而被接纳进联盟的；它是以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投资——以其士兵在一场遥远战争中的鲜血——买下了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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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也是对今天更重要的一点：这项投资的隐性成本是在亚洲支付的。一个屈从于集团逻辑的中等国家，接受了与一个同其历史利益并无任何直接冲突的亚洲大国——中国——冻结关系二十年，并且接受在自己的国土上收容一批触及中国内政的流亡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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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年后，当世界再度被拖入集团政治的漩涡之时，峰会会场里值得记起历史的这一课：联盟的显性代价是会费，而其隐性代价，是被关上的大门背后所抛下的那些关系。土耳其与中国今天努力重建的信任，正是在那些年月里失去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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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将帅（Serdar Yurtcicek）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