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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主导了现代性的发生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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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把“新中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从此，“老年”就与腐败、陈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而“青年”则成为崭新的、进步的、革命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当时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人们对古老中国文化自救能力的失望，种种驱力把“青年”这个符号制作成了富有召唤力的概念，年轻人被推到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1927年，鲁迅甚至带点激动地宣导自己的想法，认为中国只有青年才是真实的，是可以与衰败腐朽的制度有所区别的进步力量：“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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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进入了“青年中国”时段，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继往开来的反清革命（19世纪末）、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文化（20世纪初期）、浪漫多姿的理想主义思潮（20世纪20年代）、回肠荡气的革命主义运动（20世纪30年代）、前仆后继的反侵略战争（20世纪40年代）、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50年代）、所谓的“文化大革命”（20世纪60-70年代）、启蒙主义返潮（20世纪80年代）、民主思潮（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段落中，充满了青年政治叙事。凡是有激情、理想和牺牲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青年”这个关键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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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整个20世纪就是青年世纪，是青年主导了中国乃至全球现代性的发生和走势。有趣的是，有学者把20世纪看作是“漫长的20世纪”，就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这个漫长的20世纪发生了200年（1789年到1989年）。而这也正是“青年”浮出水面的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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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身份、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法国历史学家阿利耶斯发现，在18世纪以前，人们还没有对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进行划分，没有形成青春、青年的概念，青年人也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性群体参与历史。而恰恰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那个年代，“青年”才诞生了。简单地说，正是特殊的历史使命造就了“青年”这个概念，也正是在改造社会的现代性大变革、工业化大转型的时代里面，青年才成为历史的主体。恰如孟登迎所说的，18世纪晚期的卢梭和歌德，生动描绘了这种新生的社会群体的情感骚动与浪漫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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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所谓“青年”者，是被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力量塑造催生出来的现代社会群体。内有三义：就其年龄意义而言，14岁到24岁青春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新生”。青春期的浪漫与伤感、激情与悲情、个性张扬与自我贬损同在，它的活力是空前高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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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没有比这个年龄更值得珍惜的了，因为只有这个年龄的人，才会用好奇的、实验的和触摸的方式，面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正是在与社会的对立、对抗和握手言和的复杂过程中，青年成为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可以说，青年的问题，构成了教育、法制、道德和宗教的核心所在。也正是应对青年对新生活的各种主张和实践，才有了现代社会的很多新型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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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了“青年”的第三个含义：政治学含义。青春期的骚动不安使得“青年”是天生的启蒙主义者、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和天生的社会主义者。青春期的青年那么热情地寻找成长和发展的启迪，那么热情地忠实于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也那么热情地急于立刻实现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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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也就天然地跟政治抗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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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波澜壮阔的历史造就了“青年”的抗争政治品格。不是满腹牢骚的絮语和精明练达的冷漠（中年），不是淡泊从容的境界和波澜不惊的衰朽（老年），也不是不知所措茫然无助的脆弱（少年），作为一种象征和力量，“青年”意味着有所作为和敢做敢当，意味着能够从人类的视野而不是个体利益打量生活，意味着用政治领域中的理想主义、社会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文化领域中的启蒙主义精神改造世界。青年消失了，青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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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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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极其流行的校园民谣中，我们听到代表了“青年”主体的大学生，还没有离开青春，就已经开始怀旧了。校园的种种美好，变成了歌曲中充满伤感又飘若烟云的“非现实”，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令他们迅速成熟，令他们在应接不暇之中变得沉默寡言，失去童话的爱情和热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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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刻，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市场经济的来临，消费主义大潮的兴起，我们不难看到，“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替代。这种替代的过程，呈现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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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年轻人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流行开来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开始萌芽，逐渐代替了“青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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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年轻人可支配的家庭资金日渐丰厚。动漫卡通、奇幻电影、耽美文学与网络游戏，大众文化的生产者鼓励年轻人用“迷恋”的方式来进行消费行为。“五四”式的政治广场被超女的电视广场所替代——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嗓门，喊出的却是不同的热情和口号。在这里，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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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化”有一种不断低龄化的扩张趋势，因此“青年”逐渐丧失在大众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定位更加“低龄化”的“青春文化”逐渐开始在公众话语中凸显，慢慢主宰了大众文化的多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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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文化中，青年沉浸在过度美好的想象中，恒久停留在童年的梦境。而一旦离开校园，“青年”就会突然长大并迅速老化。在张元的《绿茶》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校园生存和社会生存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个面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隐喻：要么清纯可爱，要么成熟精明；要么是年轻的女孩子（青年的低龄化），要么是老辣的社会人（青年的中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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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理想主义的丧失，功利主义的崛起，正在造就大众文化和公众话语中“青年消失”的文化现象。我们由此告别了“青年”。在“青春文化”盛行的今天，“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而年轻人对理想主义热情的放弃，已经让我们看到，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一个青年的社会行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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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变成了被训导和教育的对象。他们错把文化和娱乐的阵地，当做反抗社会的空间，以为只要让杜甫打手机、超市购物和骑电瓶车，就是对不良教育体制的对抗。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因为恶搞、涂鸦、戏仿、微博骂战和小清新的文化而实现政治变革，也从来不会因为强大的粉丝和爆粗口的勇气而走向民主体制。归根到底，青春文化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字由”（符号自由）姿态偷换了青年文化对“自由”的诉求；用脆弱的角色反转的个性追求抹去了青年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用想象性的粉丝们的力量伪装一种具有民主意义的现实性力量也就是用“伪娘”的去性别化来说明女性主义的胜利，用“恶搞”来宣告底层抗争的存在，用“围观”来确立人们为了公平政治而斗争的蛛丝马迹，用洋洋得意的青春的文化多元主张来掩盖青年政治功能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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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化之代替青年文化，乃是用政治领域的屁民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用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用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青春文化崛起，也恰好勾勒了青年文化的坟墓。我们为什么失去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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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胡疆锋把“青年”的消失看作是一种概念混乱的结果，认为青年文化依旧存在，只不过分化成了多种形式。他苦心孤诣地勾勒出当前中国社会青年亚文化谱系，遗憾的是，唯独不能看到这张谱系背后“青年”作为社会政治主体意义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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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说，胡疆锋所能看的是中国青年亚文化正按照西方人威廉斯的巧妙叙事而活跃爆发，却看不到全球青年运动正在消失。或者说，他们对青年文化的鼓吹，正是“青年”去政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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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青年的消失，说到底乃是当代中国社会青春群体在社会领域自觉或者被动放弃政治发言权而主张文化发言权的后果。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期，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能懂得一面“卖萌”装可爱，一面毫不客气地学会了社会潜规则；学生会的成员们懂得如何通过各种公益性的活动扮演崇高，却在现实层面为自己创造保研推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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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关于青年人的前途的讨论会上，一位同学毫不客气地说，如果年轻人不迅速学会使用社会的这些腐败规则，就立刻变成这个规则的牺牲品。当我大力宣讲“青年”应该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时候，熊培云就立刻提醒我不要一方面鼓动学生“牺牲”，另一方面自己缩在一角不敢前行——任何为了神圣的事业而牺牲个人生活的主张，在熊培云看来都是虚伪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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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年轻人和年轻人的“导师”们，都已经不愿意再谈论“青年”的政治功能问题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立刻失去了追求社会公平进步的现实力量的能力，选择了对不良的社会潜在规则体系的服从和融合。一方面他们已经不敢想象抵抗政治及其代价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参与腐败的现实同时却不敢面对这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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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益阶层的定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资本威权体系的成型，造就了这样一种简单的后果：年轻人迅速老去。当他们面对个人的生存问题的时候，他们比以前任何时代的青年人都表现得中年化，人情练达、踌躇满志；当他们面对社会的变革课题的时候，他们又比任何人都富有“恶”的想象力，污言秽语、桀骜不驯；当他们恋爱的时候，深深懂得门当户对、拼爹拼娘；当他们走进影院的时候，却能够装傻充愣、卖萌扮嫩……中年化、低幼化与市侩化，这正是当前“青年”的三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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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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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社会观察》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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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兴起与老顽童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