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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经济学界及媒体舆论对中国经济走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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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因为4万亿的教训就在眼前，继续靠投资拉动会造成债务过量累积，以及大量产能过剩(刚刚闭幕的中美战略对话会议上，中国产能过剩竟成了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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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还认为，中国目前碰到的经济下行，正表明，需求侧三驾马车已经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因而，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倚重供给侧，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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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以上，降至今年一季度的6.7%，逼近2020两个翻番目标年增长6.5%底线，而流行的观点认为，这种经济下行是必然的，乐见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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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发现，有一批学者，他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与流行的声音有所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很有名望的著名经济学家，观察者网日前采访了这一批学者。采访录音整理达8万余字，去粗求精，形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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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学家与流行观点的分歧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如何认识我们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否要考虑政策冲击？如何认识产能过剩，2004年就提出并证明提法有误的产能过剩（当时也叫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至今究竟有多严重? 如果存在产能过剩，除了关停并转，还有没有更好得能促进经济走出恶性循环的办法？怎么看待我们的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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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歧还包括，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问题究竟出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或者如陈平老师所言，是金融中介的心肌梗塞？供给侧需求侧二者同步推进，轻重缓急如何选择？以及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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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的这批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比较严峻，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处在潜在增长率以下，而且从近期的一系列数据看，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通缩——企业投资意愿低，这样的坏循环恐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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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主张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宜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非当下的收缩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引导中国经济走出恶性循环，顺便消灭产能过剩，并化解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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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的观点又有了新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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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IMF三位经济学家发布论文，罕见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药方给某些国家所带来的危害。文章说，该政策并没有让拉美、东欧、欧洲个别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反而促使其经济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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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药方之一就是，弱化国家的作用，通过私有化、限制各国政府动用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实现经济增长。在经济陷入困局的时候，往往敦促其推行结构性改革，并促使政府削减赤字采取紧缩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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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高层多次倡导稳定预期，倡导“对学术上、专业性的不同意见，要允许各抒己见，鼓励从专业层面展开讨论，真理越辩越明”的背景下。观察者网期望通过经济学家们的讨论，推动学界消除分歧，在这些重要的领域尽快达成共识，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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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林毅夫、朱天、余永定、张军、姚洋、屈宏斌、金煜、陈平、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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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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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不应忽略宏观调控政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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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有中长期因素，但从2010年的之前的10%左右下滑到目前的6.7%，用长期因素解释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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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点击可见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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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官方接受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个判断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再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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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不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到今天这个水平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本身就比较低了，可能也就6%，甚至更低。因此现在哪怕是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增长也不会反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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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还有分歧。但我个人认为，这几年的增长降速除了外部冲击之外，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持续收紧。过去30年一直如此，宏观政策冲击从来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剧烈波动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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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2011年开始实行的严厉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和投资实行的严格控制，已经导致了投资需求的持续收缩。这是讨论中国经济下滑时不能忽视的政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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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放缓的关键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有效供给不足”和“结构性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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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对此我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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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产能过剩（即马克思说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即便所有产品都适销对路、不存在“结构性错配”，在市场经济中，周期性地出现产能过剩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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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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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的内部问题导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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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划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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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个人认为， 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当然，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也必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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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其实并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段，跟我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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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7.5%，2014年跌到了0.1%；同一时间段，中国是10.6%降到7.3%；俄国从4.5%降到0.6%；印度从10.3%降到7.3%，2014年印度的增长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也是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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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国企，跟我们的体制机制也很不同，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个时间区间，它们增速下滑的态势跟我们一样，而且跌得比我们还严重。那必然说明，下滑的是因为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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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证明我观点的是其他的“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韩国、我们的台湾等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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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我们很多人所讲的国内的体制、机制问题、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是没有的，但他们同样遭遇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且下滑的速度远比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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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是2.9%；我们的台湾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4年是3.2%；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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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6.5%，2014年是3.3%。与之相比，中国2010年是10.6%，2015年降至6.9%，这些国家都已经降至3%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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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是高收入、高表现，而且出口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同样面临经济下滑的问题。所以比较来看，他们的经济下滑必然也是共同的外部因素，或者周期性的因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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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经济学家和世行的误导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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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媒体对经济下行原因的分析，有两派观点。林毅夫认为是外因。如果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中国出台 4 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这是有理由的。但是为何中国在危机期间的高增长突然刹车，却令人费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王建认为是内因，有大量的经济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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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圈外只能观察政策后果而非初衷。我们发现：呼吁中国发展服务业，主张去重化工业的声音从2005年已经开始。2012年后中国经济放缓，受媒体经济学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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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用日韩高增长不可持续的前例，来暗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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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房地产市场拆迁引发的征地矛盾、雾霾引起的环保运动、甚至高铁成功引发的债务风险和国进民退的质疑不绝于耳。国内市场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和金融业利润的高企，吸引不少企业家放弃实业，转向房地产或股市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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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几个方面的力量，形成一股舆论潮流，即以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名义，批判大政府，批判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为先导，说服政府降低速度、降低投资、拉动消费、开放金融自由化，劳力密集型产业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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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错误思想的误导，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容忽视的原因，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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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结构性因素以及周期因素等 导致经济增速下滑<br>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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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是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和日本50-60年代一样。简单计算出口对GDP的贡献，危机之前应该是3-4%，光这一项我们的经济速度就可以跌到6%-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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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这一轮经济增速下降非常快，一下子从9%以上下降到6%，日本1973-1993年下降到仅仅增长3.5%，整个调整开始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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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国家的结构转型加速了，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此前的预计会持续到2020年，（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从工业增长拉动为主，到以服务业增长拉动为主）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拐点在2012年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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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4万亿，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期，2008年可能就出现拐点了。这个因素的影响会不会持久，我很难判断，如果中国想再来一轮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有一定难度，因为当前的调整太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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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本来就有7年的周期波动，1992-1997年高速震动，1998-2003年低速震动，2004-2012年高速振幅，2012年之后到现在经济减速， PPI连续下降51个月，调整非常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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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处在新一波下降期的中间期，2012年至今，如果7年是一个周期，那么我们现在是第四年了，比较艰难，今年要过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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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产能过剩怎么看，究竟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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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高增长的经济增长而言，试图度量和控制其产能的想法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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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导致产能积压以及债务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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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这个看法往往是在宏观调控之后才有意义。我们不可能度量我们需要多少产能，也不可能控制我们所需要的最低产能。这些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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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增长经济体而言，产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我认为试图去度量一个高增长经济体的产能是否过剩，并且想控制这个产能保持某种均衡状态，是比较危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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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客观的说，我想它的投资和增长过程是有大量没有效率的部分，因为分权体制之下政府间存在竞争，有了政府间的竞争就会有浪费，就难免出现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的现象。但竞争也促进了收入的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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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把产能过剩作为核心而对宏观政策冲击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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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5年，产能过剩的典型行业钢铁的利用率在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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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影响了我们太多的思维。上一轮经济减速时，我们举国上下也在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天天讲，人人讲。1999年北大CCER出版的一本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文集，只要看看目录就能发现与今天讨论的问题多么相似，时间改一下，读者可能会以为是在讨论今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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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2-1993年也是这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地方上的投资扩张得很快，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治理恶性通胀，实行严厉的信贷和宏观调控政策，投资需求开始收缩，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问题的讨论也是当时最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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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独立地谈产能过剩，也不能把产能的积压单纯看成供给侧的问题。离开了需求侧和宏观调控的冲击，独立地谈产能过剩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关于产能过剩的看法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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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宏观调控，当前短期内总需求收缩的很厉害，很多企业的名义投资需求都大幅下降了，一些行业的产能必然出现积压。所以我也不支持政府靠压缩需求的办法去产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可以从增加投资需求的角度去产能。其实1999年那一次摆脱下行压力最终就是这个思路，不是去控制需求，而是扩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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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能过剩状况比美国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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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把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归于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灵药。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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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场经济标杆的美国，产能过剩的现象比中国突出，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历史峰值在1974年7月，谷底在1982年10月。利用率的均值为80%，平均周期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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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的8年里，美国钢铁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一直在均值水平之下。2009年4 月的低谷跌到42%，2014 年10月金融危机复苏后的高峰也只有79% ，仅接近历史平均水平。汽车设备利用率的谷底低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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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状况，比美国要轻。较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例如2015年，水泥、粗钢、平板玻璃、电解铝和造船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67%、67%、68%、78%、60%左右，比美国低谷的40%的利用率高得多。高速发展的中国，应对产能过剩的空间自然比美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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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的巨大产业链和后工业化的网络经济，需求和供给的对接要通过营销网络和金融中介，产业链越长，经济规模越大，价格波动的幅度就大到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调节的周期可能长达几年（美国的典型经济周期为 4-5 年），以至几十年（大萧条持续 10年以上，直到二战爆发，日本金融泡沫破裂后的衰退，已持续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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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产能的产生，主要不是供给侧的问题，它和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关。因为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超真实供求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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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原因之一是房地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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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则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面对急剧飙升的房价，2010年4月国务院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2010年初的近40％降到2015年底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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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201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逐步下跌，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2015年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高达14.2％，加上与房地产相关产业，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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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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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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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经济的持续减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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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做法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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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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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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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增长恢复，也难以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也可以把两者相结合，走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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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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