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 text · 原文
4,620 字
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全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GDP增长5.2%。在疫情疤痕效应、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等负面因素影响下，环顾全球，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算得上非常出色。但是，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纵向比较，尤其是2023年疫情开放初期的表现与预期相比，仍存在落差，足见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之大。
<br>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研究“中国增长之迷”这一大课题。观察者网近日就当前经济热点与他进行了对谈。
<br>
与主流的说法不同，朱天教授反对中国经济主流叙事中事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而是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通过与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去做动态比较，从而发现，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别优势，而非流行经济学叙事中的“病灶”。回归当下，自成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的一家之言。
<br>
观察者网对话朱天教授视频截图
<br>
【对话/ 观察者网 高艳平】
<br>
观察者网：2023年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5.2%。中国经济的恢复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尤其像2021年那样旺。为什么经济恢复如此艰难，您如何解释个中缘由？
<br>
朱天：这个增速达到了国家确定的目标，也符合大多数机构的预测。不过，在2022年的低位基础上，这个增速与2023年初大家期待的强劲复苏还是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复苏困难不只是去年的事，也不是疫情期间开始的，在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br>
2023年疫情放开后经济复苏不理想，我认为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引起的。如果来看数据，2023年1-11月的投资增长只有2.9%，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7.2%），而投资增长的下滑主要又是受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负增长9.4%）的影响。
<br>
疫情之前的经济下行，也主要是投资增长的大幅下滑造成的。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是16.9%，到了2019年已经跌到5.1%，之后再也没有超过5%。与此相比，2012年之前投资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20%以上。
<br>
为什么在短短六年里投资增长就下滑12个百分点呢？所谓结构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作用比较慢，不会短期就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因素，因为周期性因素带来增长的波动，但我们的GDP增长和投资增长是一路往下走的，看不到波动。
<br>
我在最近出版的《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收缩性政策叠加的结果。特别是从2016-17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偏紧的，最近两三年除了疫情的影响，我们的一些产业调控政策（如房地产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也是收缩性的。
<br>
即便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在2020年中至2021年中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股市、楼市、汇市，还是整个经济景气指数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对中国经济都比较乐观。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地缘政治、老龄化、高负债和改革问题等等，那时候也都存在。
<br>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也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是完全可以增长更快的。
<br>
认知误区：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
<br>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投资的大幅下滑问题，不管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投资，还是低增长伴随着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似乎已经证明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正向作用。但是国内外舆论一直有妖魔化中国高投资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批评中国高速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靠生产率增长拉动的，不是靠消费拉动的，诸如此类。按您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这些说法是陷入了某种认知误区，能不能展开讲讲？
<br>
朱天：对，这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一直存在两大误区：一个是理论误区，就是理论框架搞错了，把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搞混了。当我们讨论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不能用通常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三个需求因素。
<br>
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所以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正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才实现了40年的高速发展，成功地追赶发达国家。在经济学理论里，不存在所谓消费拉动或者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
<br>
朱天教授认为，消费是增长的结果，不存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图片来自文章《周绍杰 张泽邦 薛婧：理解中国消费问题——典型事实、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br>
从短期来看，在任何一个时点，生产能力是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就是由需求决定的，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或者出口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一定也不足。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这三方面的需求，来帮助经济的复苏。
<br>
第二个认知误区，是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只做简单的静态比较，习惯于拿中国与几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做比较，而不是做全球的动态的比较。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即投资率）高达40%以上，而美国只有20%多一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差不多；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即消费率）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消费占比只有50%出头。因为我们追赶的标杆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流行的观点就认为中国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br>
这样简单的静态比较问题很大。中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
<br>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资本占有量和教育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投资，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发展中国家当然也需要技术进步，而这主要靠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这又需要相应的人才，需要购买生产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所以，技术进步也离不开投资和教育。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三者缺一不可。
<br>
中国这么多年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增长之谜。
<br>
如果我们做全球比较，就会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是低于发达国家的，而消费率却高于后者，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更慢。中国特别高的投资率和相对很低的消费率，恰恰是我们实现长期增长的优势，只有投资才能使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如果提高消费率就能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
<br>
除了高储蓄高投资以外，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教育，但不是教育的数量，不是政府教育支出水平比别的国家更高，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加上投资率高，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更快。
<br>
高储蓄高杠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优势
<br>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了收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下行。不过有人会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和一些行业如房地产行业负债过高，所以有关部门想要主动挤泡沫来避免泡沫越来越大。
<br>
朱天：首先，流行观点所谓的中国杠杆率过高，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从金融或财务的角度来讲，债务高应该是指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不是媒体上都在讲的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即所谓的宏观杠杆率高。
<br>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高自然就意味着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高，那么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当然也就高，相对应的，企业债务除GDP的比率也就一样高，所以高杠杆与高储蓄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高储蓄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高储蓄、高杠杆、高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br>
但是流行观点通常把中国的高投资说成是坏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不足，并认为这个增长模式是以信贷扩张、企业负债上升来支撑的，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br>
这种观点在政策上就主张把投资的比例降下来，提升消费占GDP的比例。事实上，我们过去这些年降投资降杠杆，并没有改变投资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投资下来之后，经济增长就会下滑，经济增长下滑导致收入增长的下滑，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增长的下行。
<br>
观察者网：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去年12月6日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理由就是，我们房地产行业有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大。按照您上面的分析，这个评级下调就是不懂中国经济。
<br>
朱天：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宏观上的高杠杆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又主要是银行。
<br>
真正反映企业负债水平的是资产负债率，而不是宏观杠杆率。如果你比较全球所有上市企业，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不算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很高，但在短期内迅速降杠杆，就造成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很多项目因此停工，在建房屋烂尾，销售收入下降，资产贬值，然后就不能及时还债，爆发了债务危机。结果债务没有怎么减下来，资产倒贬值了，金融风险反而因为降杠杆而上升了。
<br>
在讨论政府负债时，宏观杠杆率才是有意义的指标，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看政府的资产情况如何。因为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拥有很多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也就可以承受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宏观杠杆率。
<br>
朱天教授认为，只有考虑政府负债率，宏观杠杆率才有意义。衡量企业负债情况，要看资产负债率而不是看宏观杠杆率。图为我国宏观杠杆率情况（1992年12月到2023年9月），红色标记比例为2023年9月数据。数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br>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就会继续拖累未来的经济增长，结果反而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br>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债务问题上步子还可以更大。之所以比较谨慎，原因还是出在认知上，总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其实，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更高的杠杆，发行更多国债去置换和清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发挥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化解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具体可选的方法很多，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br>
西方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我们的做法恰恰不应该是进一步减债务，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收入增长、资产升值后，债务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br>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目前的形势下不应过多强调控制金融风险，而是要强调支持经济发展，缓解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最不用担心的是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即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信贷的大幅收缩。
<br>
1
<br>
2
<br>
下一页
<br>
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