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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唐奖汉学奖近日揭晓，奖项授予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以表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领域跨越宗教、哲学与历史的多维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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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响深广的学者，葛兆光教授从早期禅宗与道教研究，到三卷本《中国思想史》中打破精英叙事、聚焦“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范式革新，再到晚近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与“何为中国”的系列重思，始终以流动的视角拓展学术边界，其关切亦从未脱离对现实道路的历史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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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菁曾对葛兆光教授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采访，采访内容收录在她的著作《历史的钟摆》一书中。在那场对话中，葛兆光教授阐述了中国的“世界史”在研究、训练和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解答了自己为何要重新审视“中国”这一概念，同时还分享了他对晚清及民国学术的看法。观察者网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节选刊载，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这位思想史家心路历程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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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菁、答/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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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是彼此联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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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最近几年一直在倡导“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个概念。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与我们之前熟悉的“世界史”（world histroy）概念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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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让我先从“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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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开始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知识和历史书写，认真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应该说是从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像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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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史，首先是通过传教士对欧洲的世界史著作的编译，像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书。你可以特别注意1900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因为它的影响很大。其次，明治时代日本模仿欧洲的世界史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在知识界就很流行，也曾经用作学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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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由于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晚清朝廷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进行大改革，这时候，“万国史”“外国史”或“世界史”的教育，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官方规定，除了中国历史，大学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要讲授“欧洲和美洲史”。在这种历史大变局中，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史”这门知识也顺势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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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在研究、训练和教育方面，主要受欧美、日本以及后来苏联的影响，因而一直存在一些明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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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世界史的内容非常复杂庞大，一直采取的是国别或区域历史相加、用“拼图”的方式组合成世界史，所以，国与国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错、互动和联系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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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普遍认知和学科设置中，“世界史”（或者叫“万国史”或“外国史”）和“中国史”是被分开的，在中国大学、中学里，世界史似乎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外国史，所以在中国形成了我们批评的“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和“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好像互相不沟通，唯一互相沟通的，叫作“中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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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和分析重心，受西方的文明进化、发展进步的历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苏联的社会五阶段论等影响，使得世界历史的变迁，仿佛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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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兴趣。全球史强调超越国界的联系、互动、交错，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过去“世界史”的几大问题。只是“全球史”的门槛很高，给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只是一国历史的专家，还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善于发掘被国别史遮蔽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甚至人类学调查。它同时也要求中国史学者必须把中国放在周边甚至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世界史学者要把全球历史和中国史联系起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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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好的宏观的全球史著作。但是，学界大体上都明确：“世界史”是由区域或国别史相加，是“拼图”式的写法，它往往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形成有“中心”（欧洲中心、中国中心）、有“时代”（五阶段论、古代、中世、近世）的历史叙述；而“全球史”是超越国界，强调互相联系、影响和交错，提倡“去中心化”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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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给“全球史”下定义是重要的，但比定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的联系、交错、互动中研究和撰写历史，而且还能够在历史进化论、社会发展阶段论、三个世界论之外，找到一个全球文明和历史的叙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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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评价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现状？最近，您参与策划了一档音频形式的全球史课程，您的感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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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就意识到，全球史是与世界史不同的研究模式。2000年以后，二十年里国外有关全球史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相当多，不仅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雷蒙德（Jared Diamond）等启迪全球史方向的著作大量被翻译，就是完整和系统的全球史著作，中译本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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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状况，是中国俗话说的“雷声大，雨点小”，也就是说，介绍国际上流行的全球史理论很多，但中国自己尝试写的全球史很少。尽管我一直说，全球史更主要的是一种观察视野和研究意识，而不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宏大叙事，现在中国也翻译了许多像胡椒的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茶叶的全球史、白糖的全球史等，但就是在这些具体领域，中国自己的作品也很少。所以最近几年，我组织了二十几个年轻学者，一起制作了一套超过二百集、播出两年半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节目，希望通过全球史知识的传播来培养社会形成超越国家、具有平等和友爱的世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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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节目在2021年播完，现在正在整理成书。两年半的时间里，据说有近十万听众，有几百万次收听。关于“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个音频节目，我特别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用“从中国出发”这个说法——必须说明，“从中国出发”和“以中国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全球史本来就是瓦解“中心”、强调“联系”的，“从中国出发”并不是为中国在全球史中争份额，突出中国的历史地位，而是要说明，这只是从中国角度看全球。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就违背了全球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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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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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呢？我有三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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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度无死角地看全球历史，所以，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自己只能从一个视角看全球史，不要把自己的视角看成是上帝的视角，要承认历史学者自身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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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还要说明，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的，这种“视角”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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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认识，比如我们说的“东”，是朝鲜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的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我们看到的“西”，是从中亚、西亚、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远东；他们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我们把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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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说的“从中国出发”，也考虑到中国人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往往对中国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也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会从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开始讲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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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讲“白银时代”，在15世纪以后，白银的开采和交易是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用白银当作货币造成白银紧缺，以及最近中国考古新发现“江口沉银”，也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时把大批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这样就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亲切感，有助于他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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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听众通过不同形式的反馈，表示节目“改变了他们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打开了自己的世界眼光”，“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这让我非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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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怎么来平衡全球史与世界史、国别史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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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全球史并非要完全取代世界史。目前全球史在物质文化、战争移民、经济贸易、文化史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研究，但是在国家界限非常重要的政治史领域还有一些问题，因为政治与国家的联系非常紧密，尽管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也互相影响，但不同国家在形塑自己的政治和制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全球史怎样表现和叙述历史上这种国家的作用呢？比如中国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怎样放在全球史中叙述？我很同意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提出的“包容国别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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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理论上提出“包容国别的全球史”这句话很容易，“跨越世界史和国别史”这个理想很简单，但在实际的全球史写作中，怎么把国家对政治、制度、文化的区隔和全球对物质、商品、宗教、艺术的联系，放在一本历史书中叙述，这涉及怎样理解历史、设计章节、安排内容等方面，实际上还有很大的难度。我也很想在这方面找到一个形式，但是很惭愧，至今还没想好。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个兼容世界史和全球史两种特色的新全球史写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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