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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岸关系的复杂棋局中，我们常常困惑于台湾社会心态的演变。为何同根同源，却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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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台盟上海市委与上海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台湾史进校园”活动上，台湾作家、历史工作者蓝博洲在演讲中，以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深刻的历史洞察，为我们揭开了这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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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一个多小时的分享中，蓝博洲从自己成长于台湾戒严时代【注：一般将1949年-1987年称为第二次戒严，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实施的戒严，被认为是第一次戒严。】的亲身经验出发，回顾了冷战结构下台湾社会的教育环境、身份认同变化，以及台湾左翼运动、乡土文学论战、保钓运动、白色恐怖与地下党的历史。试图探寻台湾认同错综复杂的根源，并重新审视那段被遗忘或扭曲的、台湾人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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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台湾问题最深层的矛盾，不仅仅是制度差异，还是长期历史断裂之后，共同历史记忆的消失。“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不会有共同的历史感情；没有共同的历史感情，就不会有真正的互相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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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历史工作者蓝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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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从小就是在反共宣传里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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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报告，主题是“台湾青年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担当”。讲这个话题，我心情其实很沉重，因为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我一直很想让大家理解：像我这样1960年代出生、成长于台湾戒严时代的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为什么台湾人会形成今天这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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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两岸的问题，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两岸同胞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不会有共同的历史感情；没有共同的历史感情，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互相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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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8年开始上小学，那个年代，全台湾几乎都一样。你一出门，街上的电线杆、墙壁，到处都是反共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检举匪谍，人人有责”，有些稍微粗点的电线杆上的海报还有插图，经常就是画着一个戴着打鸟帽、墨镜、鬼鬼祟祟在偷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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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上学时，还没进校门，就会先看到学校围墙上的标语：“反共抗俄”。那时候全台湾不管哪个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一样的。进了校门，首先看到的就是蒋中正的一句话：“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虽然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但那时候通通是这个。所以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当时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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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壁画。行政大楼的一幅壁画就是描绘所谓“水深火热”的大陆：骨瘦如柴的农民，被戴着红星帽子面目狰狞的人压迫、奴役。这些画面，你从小天天看，不需要老师解释，自然就知道它想告诉你什么。教室里也一样，前面挂孙中山像，后面挂蒋介石像，墙上还是贴满各种反共标语。早上八点，全校升旗整队的时候，我们要唱着《反共进行曲》走向操场。升旗之后，再接着就是校长训话，到最后，一定会来一句：“不要忘记海峡对岸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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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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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小学三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学习写作文。那时候台湾在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天天背孔孟、练毛笔字、写八股作文。作文最后通常得加上一段“反共爱国”的总结，比如写中秋节的作文，很多同学最后都会写：“明年的中秋节，我们要反攻大陆，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插回南京城头。”今天听起来可能很夸张，但在那个年代，这种话是不用规定的通行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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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那个时代，整个台湾社会笼罩在“总有一天要反攻大陆”的气氛里。后来国际与两岸形势剧变，蒋经国上台，台湾开始推动十大建设。今天回头看，那可以说是蒋经国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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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侯孝贤《童年往事》里从大陆到台湾的家庭，会发现他们家里没有什么真正长期使用的家具；不是买不起，而是很多人一直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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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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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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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当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是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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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钓运动到乡土文学：台湾社会开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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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所谓“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代表权”之后，台湾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原本长期稳定的冷战之下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慢慢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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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海外保钓运动开始。【注：1970年代初，美国单方面决定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移交给日本，其中包括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此举引发全球华人的强烈愤慨。1970年底至1971年初，美国各大高校的台湾及香港留学生率先发起抗议，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保钓运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都引发巨大呼应与行动。】海外保钓运动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高官子弟，他们赴美国留学后，接触到了在台湾原本无法接触、认识到的一些历史，也重新认识了“爱国”这件事。像马英九这些人，当时都受过这一波思潮的影响，只是“反共爱国”，后来回到台湾以后，又发展出了另一套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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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一些比较进步的人，则在后来发展为“回归祖国”的运动。比如，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身的吴国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一批回归祖国的人。后来，保钓运动又进一步影响台湾的文化界，并逐渐形成一个进步的文化思潮，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台湾“现代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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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台湾岛内流行的现代诗，一般都非常玄虚、晦涩，大家根本看不懂。甚至到我们这代人读大学的时候还是这样。很多人没有真正读过多少文学作品，却人人都在写诗，尤其追女孩子的时候，更喜欢写那种连自己都看不懂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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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现代诗批判”之后，台湾文艺界逐渐从空泛、抽象的表达，转向现实主义，开始真正去观察社会、关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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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到1976年前后又出现“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使台湾思想界和文学界，重新接续上了1950年代以后长期被压抑、禁锢的现实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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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当时受到大陆思潮的影响，台湾大学生在《夏潮》杂志、陈映真作品等诸多影响下，也利用寒暑假时间“上山下乡”，去服务农民、少数民族、渔民等等。这是当时台湾比较进步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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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台湾加工出口经济的发展，“党外”政治力量也开始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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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到1979年之间，台湾的反对运动原本还是以主张统一、关怀底层、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群体，也就是所谓“夏潮系统”或“统左派”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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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79年以后，整个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大陆的对台政策出现调整，提出希望与国民党当局、蒋经国方面改善关系；同时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对台政策也随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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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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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际大格局与两岸小环境之下，原先不敢出柜的“民族自决”“台湾自决”等诉求，开始逐渐渗透台湾社会，并慢慢演变成一种新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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