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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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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寄往波兰华沙的包裹，装的不仅是波兰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更是波兰与乌克兰两国跨越百年的民族血债与当下难以调和的外交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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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这个包裹，以此作为对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剥夺其“白鹰勋章”行为的强硬回击。他在社交媒体中写道：“今天，我已将该勋章退回给波兰总统。我相信未来会证明乌克兰人理应获得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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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显示自己正准备退还波兰授予的“白鹰勋章”。 图自泽连斯基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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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所有在世的乌克兰“白鹰勋章”获得者集体退回了该勋章。乌外长瑟比加更直言：“基辅不会再对华沙的不友好行为视而不见……任何其他国家的总统都无权对我们指手画脚地讲述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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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勋章退回”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波乌两国之间本已十分严重的外交危机。事件发生后，波乌之间旧有的“反俄—代理人”的关系模式濒临破产，而新的关系要如何建立还没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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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乌克兰未来要如何相处，东欧由民族问题带来的历史旧账要如何算，这并不是一个几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是靠“欧洲团结”就能掩盖过去的糊涂账，它仍将是一个长期困扰欧洲诸国的“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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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乌之间的历史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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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这场外交风波的导火索，是泽连斯基将一支乌军部队称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而在波兰方面的定性里，泽连斯基给该支部队所赋予的“乌克兰起义军”（UPA）称号是一个纳粹组织，该组织在1943年沃伦大屠杀中曾对波兰人进行过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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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历史矛盾由来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复国，根据《里加和约》，包括沃伦、东加利西亚在内的西乌克兰地区被划入波兰第二共和国，波兰当局随即在当地推行波兰化政策，出台了限制乌克兰语教育、没收乌克兰族土地、打压乌克兰本土政党与文化团体等政策进行强化同化，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则以极端暴力手段展开对抗，1929年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多次策划针对波兰官员的刺杀行动，双方的民族仇恨在此期间持续累积，为二战中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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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乌克兰被并入苏联，OUN成员大量流亡德占波兰，内部逐渐分裂为以安德烈·梅利尼克为首的温和派与以斯捷潘·班德拉为首的激进派，其中班德拉派继续秉持极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化的意识形态，将建立单一的乌克兰民族国家作为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不惜与纳粹德国合作。1941年，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后，班德拉派立刻跟随德军进入西乌克兰，在利沃夫等地宣布“乌克兰独立”，同时组织武装力量主动配合参与纳粹对波兰人的围捕与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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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班德拉派在OUN基础上组建“乌克兰起义军”（UPA），该组织继续坚持建立“单一乌克兰民族国家”的目标。随着1943年纳粹在东线战场节节败退，UPA认为清除境内波兰人口的时机已经成熟，时任UPA沃伦军区司令德米特罗·克里亚奇基夫斯基正式下达指令，要求“彻底清除”沃伦地区的所有波兰居民，这便是震惊后世的沃伦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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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大屠杀从1943年春季持续至1944年末，在1943年7月11日达到顶峰，当天UPA武装同时突袭了沃伦地区上百个波兰人聚居的村庄，许多村庄被整村焚毁，村民无一人生还，甚至有UPA武装闯入天主教堂，将正在做礼拜的波兰信众集体烧死在教堂内，连前来谈判的波兰红十字会代表也被虐杀示众。除沃伦地区外，东加利西亚、波利西亚乃至卢布林边境地区的波兰平民也相继遭遇UPA的清洗行动，根据波兰史学界与官方的统计数据，整个波乌边境地区约有8万至10万波兰平民在这场民族清洗中遇难。这些历史事实始终是波兰无法释怀的民族伤痛，波兰官方也始终将沃伦大屠杀视为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创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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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在波兰卢布林，众多参与者静默地穿过市中心，前往沃伦受害者纪念碑。 波兰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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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尤其是近年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背景下，乌克兰当局将OUN和UPA塑造为所谓“争取乌克兰民族独立的先驱力量”，不仅为其树立纪念碑、将相关人物列为国家英雄，还多次以其名义命名街道、军事单位，对历史暴行进行美化与洗白，这在波兰看来是对其民族情感的严重冒犯。此次泽连斯基将乌克兰武装部队直接称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便是触碰了波兰的历史红线，成为引爆两国此次外交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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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公允的历史视角来看，波乌之间的民族仇恨不应由任意一方单方面承担历史责任。一战后波兰收复西乌克兰领土后强硬推行“波兰化”政策，强制推行波兰语教学与波兰文化认同，甚至同样默许波兰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对乌克兰人实施暴力骚扰。压迫性举措不断推高当地乌克兰族的不满与仇恨情绪。在二战期间的民族冲突中，暴力也并非乌克兰一方的专属行为，面对UPA的种族清洗，波兰境内的地下武装、本土自卫队也对乌克兰族聚居村落展开了多轮报复性袭击，同样造成了数万乌克兰平民的伤亡，双方在仇杀与报复中不断突破底线，最终酿成了无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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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的民族仇恨不是波乌两国独有的事物，而是整个东欧乃至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的缩影。近代以来中东欧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领土反复易手，多个民族长期交错混居，不同族群的历史叙事、领土诉求重叠冲突，而发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本土的演化中，逐渐走向了“一族一地、分裂建国”的排他路径，将单一民族对专属领土的绝对掌控视为最高目标，排斥异族、非此即彼的排他属性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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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逻辑的不断发酵让东欧各民族极易陷入翻检历史旧账、放大历史仇恨的循环，从而滑向暴力驱逐、种族清洗乃至相互仇杀的极端境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东欧、巴尔干地区绵延百年的民族纠纷与冲突悲剧，本质上都与欧洲式民族主义这种排他性、极端化的内在特质脱不开干系，也让这片土地始终难以彻底挣脱历史恩怨与民族对立的沉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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