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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John Ro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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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对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全面加征关税。他此举旨在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来缩小中国相对于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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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下文所分析的原因，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对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缺乏准确的认识。因此，下文将首先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何无法达成目标，其次将论述特朗普实际上能够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唯一途径，以及任何试图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和美国内政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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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特朗普的真实策略是打败美国人民，加大对他们的剥削，并利用这一胜利来攻击中国。由此可见，挫败特朗普当前针对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攻势，恰恰符合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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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上一篇文章《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里，就特朗普第二任期试图通过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来缩小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先优势，进行了分析——我的另一篇文章《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也就此进行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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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的实证数据表明，在实践中，美国提高其潜在中长期经济增速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严格说来，是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指，一年新增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简称GFCF）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经济事实表明，虽然从纯粹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其他方法似乎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文末的附录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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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下文所示，这一经济事实与特朗普面临的美国内政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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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试图提高美国经济增速，能达到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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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与美国内政/地缘政治之间息息相关的原因是，如果不拓宽融资渠道，那么就无法提高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1】用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必然需要增加“资本形成总额”或“储蓄总额”——有必要指出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储蓄不仅仅包括居民储蓄，还包括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后者通常为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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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居民储蓄只占总储蓄的一小部分——仅占国民总收入的3.7%，而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17.7%。到目前为止，美国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最大来源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计算净储蓄的时候，要将美国企业储蓄本金的消耗考虑在内）。那么问题来了，扩大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进而提高GDP增长所需的资本/储蓄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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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目的而言，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没有必要讨论是储蓄创造投资，还是投资创造储蓄（如凯恩斯主义框架），或者一些其他决定两者因素。只需注意，投资增加必然需要等额的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也就是说，特朗普只有在增加美国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情况下才能提高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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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态势，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来源不仅有国内，也有国外。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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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国内资本/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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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国家创造的储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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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决定了美国政策选择的地缘政治影响。因此，必须从它们相对的数量重要性方面对这两个来源进行分析，还要分析针对它们所做政策选择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分析这些事实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特朗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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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投资资金的两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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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的最大来源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开始。在美国和每个主要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储蓄/资本形成总额都来自本国，因此将首先就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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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呈现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比较。趋势显而易见。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总体上相对较高，仅略有下降——从1950年的13.5%降至1965年的13.1%。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开始了长达60年的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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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第三季度，储蓄净额/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国民总收入比重仅为0.2%，接近于零。也就是说，按净值计算，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资本几乎没有增加——几乎所有的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都只是取代了固定资本消耗（折旧）。1965-2024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12.9%，从13.1%大幅降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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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主要依赖于国内资源融资的美国储蓄净额/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几乎没有增长。鉴于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美国经济增速也同样降至近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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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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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国的国际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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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理解特朗普的应对之道，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投资不仅可以在国内融资，还可以利用其他国家资本。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就有必要了解经济学中的一个简单但又不能忽视的关系。那就是，根据定义，一国资本流入/流出必然对应该国经常账户差额，两者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际收支逆差对应一国资本净流入，国际收支顺差对应一国资本净流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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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图2呈现的是二战后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比较。可以看出，直到1981年，除少数例外情况外，美国国际收支每年都处于顺差状态。也就是说，一直到1981，美国一直是资本净输出国。相比之下，1981年后，美国几乎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即外来投资成为美国国内投资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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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相同阶段比较为例，1965-2024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0.7%变为-3.8%。也就是说，美国从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国民总收入的0.7%），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国民总收入的3.8%），里外相加占国民总收入的4.5%。因此，利用外资，使得美国经济得以避免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太低而带来的后果——这足以让美国保持略高于2%的年均增速，而不至于陷入停滞。因此，外资的流入意味着，美国国内投资可以高于其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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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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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利用外资无法弥补美国国内资本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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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可能性而言，将美国国内储蓄/资本形成总额下降的数据与资本流入的数据进行比较就会明白，利用海外资本仍不足以完全弥补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的下降，也不足以大大缩小美国在经济增速方面与中国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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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1965-2024年，美国国内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12.9%，但同期国民总收入的4.5%从资本流出到资本流入，仅足以抵消这一下降的约三分之一。由于从外国输入的资本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下降，因此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有所下降。如图3所示，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从二战后的峰值——1966年第一季度的11.3%降至2024年第四季度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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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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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其必然结果是美国GDP增速逐渐放缓，从1969年的4.4%降至2024年的2.1%（见图4）。正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一现象，成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面临的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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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资本流入占国民总收入达到峰值，为5.8。美国因此而严重依赖海外资本，其他国家也因此向美国提供资本，但并没有用于支持美国国内发展，这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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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这场危机的剧烈冲击导致美国陷入衰退，迫使美国减少了对外国资本的利用——到2013年，美国资本流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降至2.0%。此后，美国资本流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这一水平，直到2017年降至国民总收入的1.9%，然后再次开始急剧上升——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已达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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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去七年，美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利用其他国家创造的资本，但这一规模不足以弥补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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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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