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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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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增速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基本上是逐季下跌。2019年第四季度为6%，2020年-2022年三年平均增速为4.67%。2016年《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谈话，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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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概括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呢？在国外经济学文献中，L型是指“L-shaped recession”。经济增速下来了，但没有反弹，说明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L型走势意味着持续的衰退。但中国经济并未陷入负增长，因而并未陷入通常意义上的衰退。经济学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做”growth recession”，即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是正的，但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也是某种类型的re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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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在下降，7年过去了，不但L型阶段还没“过去”，我们甚至连L型的横杠都还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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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否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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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是不是必然的？1998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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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迁、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消失和大大减少。其次，中国正以极高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显著下降。由于老龄化和其他原因，中国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而近40%的高储蓄率是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再次，由于在过去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环境遭到巨大污染，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中国将不得不相应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巨大代价。再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利用后发(later comer)效应所取得的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会明显下降。再次，随着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和非洲国家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国际资本流入的势头也会逐步减弱。最后，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能会明显下降。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变的越来越困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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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由于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污染、经济规模体量增加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减、后发优势丧失等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难于长期维持高速增长。这种观点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问题是，我们难以预判，中国经济增速将在何时开始下降，下降多长时间才能稳定以及“常态化”的经济增速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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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98年之后的十年中，中国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我完全赞成这样一种观点：现在中国的double-digit growth奇迹已经结束了，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可以维持数十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10%行不行，9%行不行？8%行不行？7%行不行？6%行不行？为什么非得要5%、甚至低于5%呢？有人能够算出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是4%、5%吗？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算得出来。更何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本身也不是一个同经济政策无关、甚至同你的结算结果无关的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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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是12.2%（当然这有基数效应），但以后几乎是每个季度都在下降，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在疫情三年中，GDP的年均增速是4.67%。当然，疫情是特殊情况。但我要问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10年中下降近半是不可避免的吗？显然，诸如老龄化、规模收益递减之类的长期因素和慢变量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速会从2011年的9.1%下降到2012年的7.8%；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011年第三、第四季度、2012第二季度GDP增速分别跌破10%、9%和8%这样更为具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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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大家举个例子，2011年到2013年，劳动人数不仅在增加，而且增速是上升的，但同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迅速。你如何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这三年GDP增速的明显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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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长期因素肯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集腋成裘的方法逐渐产生的，其影响只有在10年、20年、30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但是这些长期因素对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还有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如城市化、科学技术革新和革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研究显示，甚至连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也难以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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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应不应该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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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经济增速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不是必然的、且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出了一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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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应不应该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过去10年的官方文件中，几乎看不见任何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提法。这种提法被污名化了，“4万亿”之后，不少学者认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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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提法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请问，“积极”和“稳健”是什么意思？紧缩货币是谨慎，放松货币是不是谨慎？如果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也有消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词汇，但这些词汇往往缺乏必要的的清晰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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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1990年代，每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比如说接近8%了，政府领导一定会指出，为了创造800万到1000万的就业，我们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于是就扩张财政和货币，经济往往很快会反弹。但经过几个月的滞后，通货膨胀也会恶化。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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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是2%，发展中国家一般把目标定于3%-5%。中国习惯把通货膨胀目标定为3%。一旦通货膨胀率超过3%（有时是4%或更高），政府就会执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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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压下去了，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也会随之降下来。于是，经济增长进入另一个周期。虽然经济增速有起伏波动，但平均起来我们的经济增速是非常高的，是两位数的增长，通货膨胀率平均起来也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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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往往被高估。我认为，对中国而言，3%或略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是利大于弊的。另外，西方国家2%的通货膨胀目标是个点目标。低于2%就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的水平；反之，就执行货币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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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通胀目标是区间目标，只要低于3%，就万事大吉。政府不会因为通货膨胀率低于3%而不安。公众也认为CPI越低越好，物价下降了，消费者得利，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通胀率过低会对企业利润和工资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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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不应该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看两个变量：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是低通胀+低经济增速，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是高通胀+高经济增张速度，就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如果通胀和GDP低速增长同时并存，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就大大减少。自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低通胀和经济增速持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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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于判断中国应不应该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标准，是看整体经济是处于经济过热还是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在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的是消灭过剩产能，而不是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我自己也在相当时间内持有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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