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ushima Taisei: Kyoto University Should Return Ancestral Remains and Cultural Artifacts Looted from 'Manchukuo' and Other Regions of China

法国国民议会于2026年4月13日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法案的适用范围限定在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20世纪初流失的敦煌文献等均在这一时间范围内。该法案为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谈判提供了突破的契机，也让全社会的目光再次聚焦那些在19、20世纪被各国侵略者盗掘、偷运、掠夺的文物的追讨与回归。 <br> 在历史上掠夺中国文物的国家清单中，日本赫然在列。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机构，在侵华战争期间，一方面用扭曲的“学术成果”为军国主义思想张目；一方面在日军的庇护和支持下，明目张胆盗掘、劫掠各被侵略国珍贵文物。其中，为了支撑所谓的“日本人起源论”研究，他们大肆“收集”挖掘人类遗骨，其中包括不知所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与大量琉球人遗骨。 <br> 琉球国八重山士族后裔、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撰写批判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回顾，揭露了一部分日本学者在二战时对中国文物和古墓葬遗骨的赫然掠夺，剖析了日本学界右翼战时为军国主义助纣为虐的帮凶行径，直白地挑明了战后日本学界右翼对于反思战争、赔礼道歉、送还文物等悔罪行为的抗拒与回避，并呼吁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右翼尽早承认错误，送还在侵华战争中掠夺的中国遗骨与文物。 <br> 【文/松岛泰胜 翻译/夏天 译校/莫问】 <br> 本稿以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间发表于《琉球》（琉球馆出版）的连载论文《京都大学与日本帝国主义》为基础，重新编纂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文章。自去年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社会再次出现了对军国主义复兴的批评声浪。回顾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学术研究者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以“学术”的名义为日本帝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提供理论正当性，更以研究成果为侵略方向提供政策建议。京都大学的研究者们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乃至亲自加入军队，以军费为经费来源，在被日军侵略并实施殖民统治的中国各地从事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然而，直至今日，京都大学依然未对这种“学术殖民主义”展开系统的总结、反省或正式的谢罪。京都大学仍保存着自中国各地盗掘的遗骨和文物，却拒绝公开说明或返还，对于其在“731部队问题”上的参与和责任，校方同样缺乏任何解释与道歉。 <br>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始终处于未处理状态，长期被放任至今。正是这种未加清算的历史遗留，使得高市政权得以诞生，并在日本国民中获得了高支持率，从而造成了当今日本所面临的危机局势。本稿旨在揭示迄今为止在日本社会中长期被回避、未予追究的事实——即京都大学在战争犯罪与殖民主义犯罪中的参与与责任。 <br> 设于张家口的西北研究所与京都学派 <br> 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京都学派”代表性研究者——今西锦司与梅棹忠夫，在中国大陆开展调查与研究的主要据点，即为“西北研究所”。[1] <br> 在战火扩展至世界各地之际，曾实施大兴安岭探险的今西锦司，于1944年4月就任设立于中国北京郊外张家口的“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所长。蒙古善邻协会的前身，是本部设在东京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之内蒙古支部。该协会于1934年创立，表面宗旨为促进周边民族间的友好与文化交流；而其内蒙古支部，则随着日本傀儡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而独立，更名为“蒙古善邻协会”，并在其内部设立“西北研究所”作为一部门。[2] <br> 善邻协会最初设于新京（今吉林省长春），总部在东京，其本质是“走在关东军之前、渗入民间的谍报组织”。该协会自“满洲”出发，经多伦诺尔，抢在军队之前进入内蒙古，被称为“勇猛的先行团体”。十年后，即1940年，东京本部与地方组织分立：东京方面改称财团法人“善邻协会”，而在蒙古方面则以财团法人“蒙古善邻协会”名义另立机构。[3] <br> 蒙古善邻协会与东京善邻协会的理事长均为隶属预备役的陆军中将土桥一次。日本政府通过张家口的领事馆（驻蒙大使馆）对蒙古善邻协会给予全面支援。[4]1940年，善邻协会本部内设立调查部，该部门在1944年改组为“西北研究所”。[5] <br> 西北研究所的研究核心在于实地调查与情报收集。善邻协会实质上成为“向中国西北渗透的谍报机构”。[6] <br>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乃日本帝国扩张版图的野心体现；而“西北研究所”这一命名本身，即已烙印日本帝国意图将势力深入中国西北地区的欲望。[7] <br> 人类学者冈正雄计划将“西北研究所”作为“民族研究所”的“分所、出张所（出差所）或子研究所”，并派遣弟子石田英一郎前往任职。此外，冈还将磯野诚一、甲田和卫、野村正良等未能进入其所主导之国策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的研究者，派往西北研究所工作，民族研究所对西北研究所的影响极为深远。[8] <br> 民族研究所系于1943年在文部省管辖下设立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以人类学者为核心，旨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提供学术正当性并协助其实现。 <br> 担任西北研究所副所长的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战后任东京大学教授），曾前往“回民女塾”（由是永章子创设的伊斯兰女子学校）测量女学生的头部尺寸，以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其目的在于验证一项假设——即“自西方迁来的民族后来逐渐以汉语为母语”。对此，原研究所成员藤枝晃曾评论说：“从阿拉伯方向来了一位阿訇[9]，就这么定居在张家口了。”[10] <br> 西北研究所成员大体分为文科系与理科系两组，文科系主任为藤枝晃（战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藤枝曾就读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战后成为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权威。最初，他供职于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一所由“大东亚省”全额资助的国策研究机构，并于1944年根据该省指示被派往西北研究所。1946年回国后，重返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1948年，该研究所改组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由副教授升任教授。[11] <br> 战后成为“京都学派”据点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为国策研究机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延续。 <br> 当时西北研究所的理科系主任为森下正明（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其他理科系成员皆属“今西系人脉”，包括植物学者中尾佐助（战后任大阪府立大学教授）、动物学者梅棹忠夫、地球物理学者和崎洋一（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2] <br>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设立察南、晋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继而合并为“蒙疆联合委员会”，最终形成“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亦称“蒙古自治邦”。其人口结构中，“汉人”约700万，“回民”约70万，而“蒙古人”虽号称10万，实数仅约5万。[13] <br> 1902年至1914年，日本考古学家大谷光瑞曾三次组织“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掠走大量文物。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曾将大谷光瑞列入 20 人战犯候选名单。图为大谷探险队满载盗获中国宝物离开西域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 <br> 与西北研究所同样设于张家口的“蒙疆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伪满洲国一样，表面上以“民族自立”为旗号，推举蒙古族德王为首脑，实质上则为日本的傀儡政权。日本（日本军）对蒙疆地区、外蒙古、维吾尔与西藏等地的侵略与吞并野心始终未止。为掌握这些地区民族分布、生活形态、自然环境、地理与资源产业状况等，日本设立了“西北研究所”。在严峻战况下，研究者之所以能持续调查，全赖日本军的庇护与协助。[14] <br>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中展列的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路线图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 <br> 作为研究成员之一的吉良龙夫记述道：“我们说服了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动用了‘讨伐费’的年度预算，甚至派出飞机，遂得以实现一次大规模的探险。”关东军与满洲国军之所以以“讨伐费”预算支持学术探险，正因其认定这些调查“有益于军”，并可“提供实际价值”。调查项目包括“植物”、“动物”、“地形地质”及“民族”等，皆为日本军在监控苏蒙边境、执行防御所需之关键情报与知识。尤其对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的通古斯系与蒙古系少数民族的“民族学调查”，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15] <br> 在战后出版的《大兴安岭探险——1942年探险队报告》中，今西锦司讨论了马鄂伦春与驯鹿鄂伦春之间的“生态分区”现象。尽管其表面兴趣在于族群生态学问题，但其调查成果同时具有“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大兴安岭探险得以使用“讨伐费”的年度预算。[16] <br> 该次探险系经伪满洲国治安部（即日本军）批准，并获得国防科学研究所资助而执行。[17]换言之，这是一场以扩张日本帝国为目的、动用军费的研究计划。此外，京都大学亦有众多研究者被派往“731部队”，以人体为实验材料进行研究，并凭此获得京都帝国大学学位。然而，对于作为谍报调查机构的“西北研究所”所涉军事活动，以及参与731部队战争犯罪的京大研究者，京都大学至今未曾以大学名义进行过任何调查、总结、反省或赔偿。 <br> 梅棹忠夫在战败后撤回日本时，成功携带大部分在大陆所收集的研究资料。他通过伪装与伪造文件，在北京取得重庆军的运输许可后，经天津港启程，最终抵达佐世保港。梅棹顺利通过美军的行李检查，将资料带回京都大学理学部动物学教室。[18] 战后，梅棹重新利用其在“军事研究”中所得资料，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理论，成为“国民级学者”。 <br> 无论是朝鲜半岛的白头山、南洋群岛的波纳佩岛，还是大兴安岭、内蒙古等地，凡京都学派（今西锦司及其团队）留下足迹之处，皆是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野心的残迹。他们的调查与探险，无论直接或间接、物质或精神层面，均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有着深刻的联系。[19] <br>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张家口的日本侨民每隔三至五周便被轮番召集进行军事教育。时任北京的日本陆军防疫队长、享大佐待遇的篠田统率五、六名士兵前来张家口，藤枝晃亦编入张家口守备队，沿“今西探险队”横贯锡林郭勒时所走路线行军。今西锦司本人亦任工兵少尉、大队副官。[20]这些在当地征召的研究者，与军人共同参与军事训练，在战斗时被期望能发挥其在实地研究中所锻炼出的体能与智力贡献。 <br> 战后，许多成为“京都学派”核心的研究者，曾于战时在这一国策智库——西北研究所中，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与军方共同开展研究及军事活动。战后，作为京都学派据点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整合了原属“大东亚省”国策调查机构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京大研究者们利用其在战争犯罪参与过程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继续开展学术活动，而对于战前、战中从中国掠夺的遗骨与文物，京都大学至今拒绝返还。这种态度表明，今日的京都大学仍未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br> 1 <br> 2 <br> 3 <br> 4 <br> 5 <br> 6 <br> 下一页 <br> 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