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g Cycle Has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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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养猪业跑在社会结构优化进程的前面，猪周期的问题也就不只是供需失衡。 文丨胡昊 为什么这一轮猪周期，比过去的任何一次都要更难熬？为什么猪企越是规模化、效率越高，反而越难走出周期底部？ 这一轮猪周期，之所以让整个行业感到格外漫长且沉重，并不只是因为猪价跌得更深、亏损持续得更久，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越来越不像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猪周期了。 过去，猪周期更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供给周期， - 猪价上涨，养殖户补栏； - 猪价下跌，散户退出； - 供给收缩之后，价格再度回升。 它有波动，有痛苦，但也有相对清晰的自我修复逻辑。 但今天，这套逻辑正在逐渐失效， - 一方面，生猪养殖正在快速工业化、规模化、公司化，这带来了更强的供给能力和更高的生产效率； - 另一方面，猪肉却正在从 “主导型蛋白来源” 转变为 “多元蛋白组合中的一部分”，需求长期缓慢走弱； - 与此同时，大企业与散户并存的结构，使得产能既难以快速出清，又持续受到边际供给的扰动。 当供给变得更强，而需求不再增长，周期就不再是过去那个可以依靠 “涨价—退出—再平衡” 的自动修复系统，但本轮猪周期之所以更深、更长、更复杂，本质上并不只是供需失衡，而是供给、需求与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失配。 也正因如此，围绕 “只要进一步提高集中度，猪周期就会明显改善” 的讨论，已经不能只是停留在养殖环节本身，而必须被放到更大的框架中重新认识和理解：今天中国生猪产业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问题，更是一个产业链组织问题，以及一个社会结构问题。 正如某位经济学家所言，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本质上都是速度问题。 从生产效率来看，中国的生猪养殖能力并不比欧美发达国家差，按照 PSY（即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数据对比，中国头部生猪企业的 PSY 已经迈入至欧美国家 27~34 的区间。 这表明中国生猪行业的发展或进步速度其实很快，已经超越了中国猪产业链的整体发展速度，更显著高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速度，反之，这也就是 “行业跑得太快，而结构跟不上” 的速度失衡问题。 如果从这一视角再看现在的猪周期，我们在一年前所写的《后猪周期时代》也仅仅只是片面的聚焦在单一行业逻辑层面，而现实的情况距离真正的 “后猪周期时代” 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跨度。 当然，这对猪企而言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猪周期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过去的猪周期，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供给周期，那么今天的猪周期，则越来越像一个工业化产能周期与消费结构变迁周期相互叠加的结果，它依然表现为猪价涨跌、盈利起伏，但驱动它的底层机制，已经与过去显著不同。 供给端已经转向为 “工业化产能” 主导 以往猪周期之所以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端长期高度分散，大量散户/农户依据当期猪价决定补栏或去化，市场容易形成 “追涨杀跌” 的循环，价格一旦跌破成本，散户迅速退出，供给随之收缩，周期也因此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但近十年来，中国生猪养殖业发生了根本变化，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猪舍、育种/良种体系、疫病防控、饲料配方和数字化管理不断升级，生猪养殖越来越脱离传统农业模式，进入一种更接近工业化生产的状态。生猪供给不再主要依赖分散农户的经验决策，而越来越成为可以被复制、被规划、被放大的现代产能体系。 这意味着供给形成能力更强了，供给本身也更稳定了，但与此同时，供给对价格下跌的敏感度反而下降了。 过去猪价一跌，养殖户很快退出，而今天的大型养殖企业拥有更强的融资能力、更完整的生产体系和更高的单位效率，即便在亏损阶段，也往往不会立即退出，而是通过降本、提效、熬现金流来维持产能运行。 对单个企业来说，这种选择是理性的，前期重资产已经投入，猪舍、设备、种猪、人员和渠道都已形成体系，停下来未必比继续养更划算，但在行业整体层面，亏损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迅速换来供给收缩，产能出清被拉长、钝化甚至反复化。 这正是本轮猪周期底部更深、持续更久的重要原因。 需求端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强托底能力 如果说供给端的工业化改变了周期下行时的出清方式，那么需求端的变化则削弱了猪价反弹所依赖的基础支撑。 过去，猪肉长期是中国居民最核心的动物蛋白来源，需求具有较强的总量支撑能力，即便供给阶段性过剩，只要经济恢复、节庆来临或消费回暖，猪肉需求仍能对价格形成明显托举。 但今天，这一基础正在改变。随着收入提升和健康饮食观念强化，消费者对蛋白质来源的选择越来越多元，鸡肉、牛肉、水产、蛋奶及各类深加工食品都在分流猪肉消费，猪肉已经不再是绝对主导性的蛋白来源，而更多成为多元肉类消费结构中的一个常规品类。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年轻人饮食习惯变化，也在持续削弱猪肉需求的增长弹性。整体上，猪肉需求并不是断崖式下滑，而是在健康化、多元化和替代趋势下进入一种长期、缓慢、难逆转的弱化状态。 新增供给越来越强，需求消化能力却越来越弱，价格自然更容易长期承压。 散户没有消失，仍是周期的重要边际变量 也正因如此，“只要继续提高集中度，猪周期就会明显改善” 的判断，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逻辑，但在现实中并不充分。 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行业集中度越高，头部企业越容易控制扩产节奏、协调出栏安排，市场波动就会越小。理论上，一个由少数大企业主导的市场，确实比一个大量散户参与的市场更容易稳定。 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生猪市场至今仍不是一个纯粹的寡头市场，虽然行业规模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散户/农户并未真正退出，他们也许不再决定行业底盘，却仍然是影响周期波动的重要边际力量。头部猪企决定了基础供给盘，而中小参与者则往往在猪价上涨时快速补栏、在猪价下跌时延迟退出，从而不断放大市场波动。 更重要的是，农户参与养猪不完全遵循现代企业的资本回报逻辑。 对很多家庭来说，养猪既是一项经营活动，也是一种收入补充机制。只要现金流尚能维持、个人经验判断仍有效，他们就可能在上行期重新进入市场，这种行为未必高效，却高度灵活；未必决定长期趋势，却足以影响边际供给。 因此，中国的猪周期既不是单纯的大企业产能周期，也不是传统散户农业周期，而是一种由工业化主体与农户主体共同塑造的混合周期。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 “大公司还不够大” 进一步看，“集中度不够高” 之所以不能简单解释当前困境，还在于生猪产业并不是单一的养殖行业，而是一条包括育种、饲料、动保、养殖、屠宰、肉制品和流通在内的长链条产业，各环节有各自的利润目标和经营逻辑，并不存在天然一致的利益方向。 这意味着即便养殖环节继续集中，也不等于整个产业链就自动形成了平抑周期的协同能力。 更何况，对头部养殖企业而言，他们对市场份额、出栏增长、成本下降等指标的追求，可能要比 “主动控制扩产、维护行业稳定、形成利益联盟” 更符合现实竞争逻辑，因为只要有一家企业继续扩张，其他企业就会担心失去份额，于是集体扩张常常成为他们更现实的选择。 所以，当前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 “大公司还不够大”，而是产业链尚未形成足以约束扩产冲动、协调上下游行为、匹配消费变化的组织结构及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工业化越强，需求弱化越确定，周期反而越难自然修复。 综上，本轮猪周期之所以格外艰难，并不只是因为短期供需失衡，而是因为中国生猪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供给端工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升，需求端却在健康化、老龄化和多元替代中持续弱化，行业内部又保留了大量具有边际扰动能力的中小主体，而整个产业链尚未形成足够强的协同约束机制。 因此，今天的猪周期，已经不只是一个价格周期，更像是一个结构周期，那么关于 “提高集中度能否改善猪周期” 的讨论，就需要延展到整个产业链与社会结构层面。 真正落后的不是集中度，而是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及能力 欧美等发达国家所呈现的是 “弱猪周期” 属性，但并不是因为养殖环节单独实现了高度集中，而是从养殖、屠宰、分割、流通、到出口的整条猪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更强的纵向协调能力和更完整的需求消化体系。 换言之，发达国家的 “弱猪周期”，本质上不是养猪企业更大，而是产业链更成熟。 美国的 “弱猪周期”，不只是养殖集中度更高 以中美两国的生猪养殖行业比较为例，2024 年中 vs 美的 CR10、CR20、及整体规模化率大概分别为~26% vs ~50%、~31% vs ~60%、~70% vs ~90%，美国在规模化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的同时，其生猪供给也已被深度组织化。 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美国养猪业在过去四十年经历了明显的结构重组，自 1990 年以来美国养猪农场数量下降了 70% 以上，生产方式则从过去的一体化小农场逐步转向更少、更大、分工更清晰的专业化主体，并广泛使用合同生产与纵向协调工具。这意味着美国的生猪供给，早已不是一个大量分散主体同时做决策的市场，而是一个被大型主体、合同关系和工业化流程更强约束的供给系统。 更关键的是，美国的高组织化更体现在屠宰加工端。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披露，到 2019 年，美国 Top 4 肉类加工企业已经占到全部生猪采购量的 67%；在更早的 1997 年，接近 90% 的生猪就已经进入年屠宰量 100 万头以上的大型屠宰厂。 这意味着美国猪产业的核心，并不是围绕养殖环节，而是生猪在进入大型屠宰体系之后，迅速被转化为标准化的白条、分割品、加工品和出口商品，流通至下游规模化的连锁零售渠道和国际出口市场中。 核心差异在于屠宰、分割、流通和出口的承接能力 事实上，美国下游市场的高集中度和规模化采购直接决定了中游屠宰企业的规模化程度和产业链的定价权。相比于养殖环节，美国屠宰环节的集中度更高，CR4 介于 64%~70%、CR10 更是高达 86%，核心在于下游采购高度集中化。 在国内市场，以连锁零售商（Walmart、Costco 等）和连锁餐饮公司（McDonald、Yum 等）为主的零售和采购商都需要大规模采购标准化的、品质稳定的、冷链配送的猪肉制品，并倾向与大型屠宰公司签订长期合同； 在出口市场，美国已经成为净猪肉出口国，以 2024 年数据为例，其猪肉出口量占整体商业猪肉产量的 1/4，而过去十年中，墨西哥和日本大致占据了美国猪肉出口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当国内消费边际走弱时，产业链可以通过出口把一部分供给压力转移出去。 由此，即便上游猪价出现波动，产业链中下游仍有足够强的加工、分销和订单体系去承接供给。因此，美国的猪周期不容易演变成中国这样的全行业深度亏损状态，它更多表现为养殖利润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是整条产业链同时陷入剧烈失衡。 核心原因在于，美国的生猪并不是主要以 “活猪” 身份在市场中完成价值交换，而是在屠宰、分割、加工、渠道和外贸体系中被重新定价、分层销售和多市场消化。价格波动被整条链条吸收、转移和分散。 中国的问题是上游跑得太快，下游没有接住 这个机制，恰恰是中国当前最缺的部分。 这几年来，中国养殖端的工业化走得很快，但屠宰、流通和出口的发展并没有同步完成。农业农村部披露的信息显示，2024 年全国生猪出栏量超 7 亿头，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已超过 70%，但这一年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全年屠宰量不足 3.4 亿头规模化屠宰率不到一半。 更重要的是，农业农村部对 “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的定义只是年屠宰量 2 万头以上，这说明中国屠宰环节的集中承接能力也还没有强到足以完全吸收养殖端的工业化供给。这背后反映出的，不是中国养猪业不够现代，而是中国猪产业链的现代化是上游发展过快而下游没能同步跟进。 养殖环节已经迅速走向楼房猪场、智能化、防疫体系和规模化经营，但屠宰加工环节、区域承接能力和终端渠道体系，仍然没有完成与之匹配的升级，一些主产省的现实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 以湖南为例，2024 年湖南生猪出栏 6016 万头、屠宰 2627 万头，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活猪仍然外调出省，附加值也随之流失。当地官方因此明确提出，养殖大省如果不能同步发展屠宰、分割和精深加工，产业升级就是不完整的。 进一步，中国猪肉流通结构本身也决定了价格波动更容易直接压回养殖端。目前国内猪肉产品仍以白条肉为主，占比约 60%，冷鲜肉占比仅约 20%；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冷鲜肉比例大致在 90% 左右。对此，商务部在 2024 年发布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部署时，还把到 2027 年 “肉类冷链流通率达到 45%” 列为目标之一。 这些信息说明中国猪肉流通仍处于从传统白条、热鲜和分散交易，向冷链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的过程中，链条还没有完全跑通。此时，当下游流通和产品形态没有充分升级，养殖端效率提升带来的新增供给，就更容易以最原始的方式回到市场——直接冲击活猪价格。 对美国来说，猪可以被切割、分级、冷链配送、品牌化销售，还可以通过出口进入不同市场；对中国来说，很多时候新增供给仍然更多表现为 “活猪” 出栏量，价格压力先砸向养殖端，再向全行业传导。于是，养殖端越高效、出栏越快、均重越高，而下游承接能力没有同步增强，周期底部反而会更深。 可见，中国当前猪产业或猪周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 “养殖集中度还不够高”，而是养殖端的工业化升级速度已经跑在了屠宰、流通、加工和出口体系的前面。可能，未来当这些环节跟上以后，养殖端的规模化成果，才不会继续以更猛烈的供给冲击方式反噬猪价本身。 猪周期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约束下的治理成本 上述内容讨论的是猪产业结构的问题，自然地，会衍生出一个命题：中国的生猪产业，到底能不能按照纯粹的工业效率逻辑，走向美国那样的高集中度、弱周期的产业道路？ 从产业组织角度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集中度越高，龙头企业越强，供给决策越理性，市场波动理论上就越小。 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回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中，答案或许就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的生猪产业不仅是一个食品工业部门，也是农村就业、家庭现金流和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承担的未必只是生产猪肉的经济功能，还包括一部分更隐性的社会稳定功能。因此，中国的猪周期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周期，同时，它还是一个带有社会治理色彩的周期。 按照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观点，中国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并不只是一个等待被现代部门取代的 “落后空间”，而是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的重要 “蓄水池” 与 “软着陆” 载体。其认为，乡村在工业化进程中客观上发挥了 “劳动力蓄水池” 的作用，国家得以借助 “三农” 载体多次实现经济 “软着陆”，其重要基础来自于农村土地、村社和多种经营仍然保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 这一观点的启发性在于，它与中国现实始终有相当强的贴合度。国家统计局披露，2025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仍达 3.01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80 亿人、本地农民工 1.21 亿人。如此庞大的城乡流动人口本身就说明，即便中国城镇化已经走到今天，农村仍然不是一个被彻底 “清空” 的空间，而依旧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底盘。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周期性的繁荣与回落过程中，农林牧渔业长期扮演了劳动力市场 “自然蓄水池” 的角色，经济上行时劳动力外流，经济回退时则重新接纳/承载回流人群。 如果顺着这个视角来看生猪产业，问题就会出现新的解释。对于美国而言，生猪首先是一门工业化程度极高的农业生意；而对中国而言，生猪虽然也越来越工业化，但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社会。 大量中小养殖单位、合作农户和家庭农场并不是简单的 “落后产能残余”，它们在许多地区仍然承担着补充收入、吸纳就业、维持家庭经营韧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城市就业承压、县域经济承压、消费走弱的阶段，农村中的种植、养殖和各类副业，往往能够为家庭提供一个低成本的生存底线。 正因此，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不仅仅只是粮食生产的安全，也是社会结构的稳定。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出发，生猪产业未必适合被彻底改造成一个只由少数超级企业支配的纯工业体系。因为一旦集中度高到类似美国那种水平，行业当然会更有效率，价格波动也可能更小，但相应地，大量原本依附于养殖环节的中小经营主体、合作农户和县域就业机会，也会被进一步压缩。 对一个已经完成高度福利化和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代价或许可以由更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转移体系和统一大市场来承接；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调整的成本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是会转移为更复杂的就业压力、地方财政压力和社会稳定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猪周期其实就是现阶段社会结构所隐含的其中一个治理成本。如果把中国农村视为一种 “低线发展战略” 的重要缓冲器，那么中小养殖主体和农村养殖户的长期存在，就不仅仅是效率不足的结果，也有其制度和社会上的合理性。 当然，社会缓冲功能并不等于低效率本身值得被长期固化，中小养殖主体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种存在主要通过追涨补栏、压栏惜售、逆势进入等方式来强化周期波动，那么它所增加的就是另一种社会成本——价格信号被扭曲、产能出清变慢、行业亏损时间被拉长，最终不仅大企业难受，中小养殖户自己也会反复承受更大损失。 换言之，缓冲器有价值，不等于缓冲器本身没有成本。 因此，猪周期之所以难以彻底消失，并不只是因为行业不够先进，而是因为中国在追求产业效率最大化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农村社会的承载能力与稳定功能。为了保留这部分社会弹性，我们就很难简单复制美国式的极端集中路径；而为了保留这些中小主体，中国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受更长的产能出清周期和更复杂的价格波动。 这实际上是一种 “以效率换弹性、以波动换稳定” 的制度性权衡。 从政策取向看，现实的管理思路也并不是简单地 “淘汰小户、只留龙头”。近期，农业农村部在关于生猪产业发展的座谈会上强调，一方面要压减产能、约束头部企业盲目扩张，减少周期性震荡；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要引导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养殖、托管代养等方式带动合作农户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并支持中小养殖场户提升发展能力。 这其实也揭示了中国生猪产业更现实的演进方向，要在龙头企业、合作农户、订单养殖、托管代养和区域屠宰加工之间，形成一种更具弹性的组织结构，这样既能保留农村社会的缓冲能力，又能减少传统散养模式对猪周期的放大作用。 所以，从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出发，中国生猪产业确实未必适合过度的集中化，因为一旦过度集中，产业效率会提升，但社会缓冲能力可能会下降；而如果保留一定比例的中小养殖主体，猪周期就很难像发达国家那样被彻底弱化。 这意味着，猪周期在中国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被视为低线发展战略中的一种治理成本，甚至是一种社会成本。真正决定我们能否走向 “后猪周期时代” 的，不只是更高的养殖集中度，而是更高的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以及效率与稳定之间新的平衡。 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很多情况其实与猪周期问题类似，已经不再是 “要不要效率” 的单一取舍问题，而是 “要用什么组织方式在效率与结构稳定之间找到某种动态平衡” 的多重优化问题。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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