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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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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农历甲午年，中华民族在那一年真是祸不单行。在北方，7月25日，日本在丰岛偷袭了清军舰队，中日甲午战争由此开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天朝上国被称为“蕞尔小国”日本击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自此被唤醒，伟大的中华民族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各种尝试，否极泰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在这最令人绝望的时刻孕育着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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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场上的失败，清政府的腐朽与不堪，在那一年春天南方的另外一场大悲剧中，同样是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粤港甲午鼠疫之劫难。可能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甲午战争，然而，即使在其发生地广州，甲午鼠疫的知晓者恐怕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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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从生命之损失而论，仅广州鼠疫就有超过10万人为之殒命，时间不过半年。相比之下，甲午战争持续时间长达近1年半，大清阵亡将士约1.9万人，甲午鼠疫为害之烈自不待言。阵前就义的将士是为国捐躯，而后方丧命的百姓却是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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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耻辱在50年后终得以雪，而甲午鼠疫的伤痛当世世不能忘，特别是彼时大清政府的无知、无为与无能的惨痛教训，相比之下，港英殖民政府的应对反倒是更为妥贴，对于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当下，以及中西方防疫应对的对比，更是让人感慨，冥冥之中好似上天自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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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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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雨泽稀少，今日更觉火伞当空，炎威可畏，虽值仲春之节，无殊炎夏之时，路上行人皆挥汗如雨，不特田畴龟圻，而且疠疫丛生……”这是《申报》1894年4月11日在一篇题为《粤东患疫》对广州（当时粤东是广州城的称谓之一）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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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1894年初，刚刚度过暖冬的广州正在经历一场大旱，土地已经龟裂，天气湿热异常，入春便如盛夏，走一点路都要出一身汗。异常的干旱和早到的炎热使人喘不过气来，有经验的老人已经预感到不详，时气不正往往会有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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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会女医生赖马西（Mary West Niles）在此已经生活了12年，她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老广州了，她也已感受到今年天气的诡异。1882年，她从医学院毕业（NYC Women’s Medical College）后，同年即受长老会差派成为医学传教士，10月19日，她到达了陌生的广州。她不会想到，在广州，她成为了埋葬大清帝国的孙中山先生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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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经在香港的美国传教士喜嘉理博士介绍，中山先生进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教授现代医学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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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入学后向约翰院长建议学校要培养全科医生，男生也可以学习妇产科。费城杰克逊医学院毕业的嘉约翰院长思想开明，他从善如流，允许男生参与妇产科有关的教学活动，不再避讳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赖马西博士恰恰就是负责妇产科课程的老师，中山先生由此与年轻的赖马西有了师生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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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2月，赖马西在广州十三行街上开办了一个妇幼诊所，由于应诊人少，1888年被迫关闭，毕竟当时敢于在公开场合去找一个洋人妇女看病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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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马西又试着改为家访式出诊，结果大受欢迎，这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请医生上门为女眷看病。此外，她抽空在真光书院学习了广州话，方言能拉进人们的关系。很快，赖马西医生几乎遍访了居住在广州的大清高级官员家庭，这些高官的女眷们已经不能缺少她的西式医疗服务。据记载，1896年赖马西医生出诊508次，专为妇女儿童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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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马西更不会想到，她即将见证曾经令欧洲人胆寒几个世纪的大瘟疫，鼠疫曾经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据她的记载，1894年1月16日，广州一位姓王的高级将领（General Wang，记载为王将军）的儿媳妇病了。她的大腿根有一个结核，发高烧达40.4度，脉搏达每分钟160次以上，身上有很多瘀斑。王府惊慌失措，特意邀请了赖马西医生为她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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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鼠疫，俗称黑死病的症状。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这应该是1894年广州第一个有可靠记录的鼠疫病例，但这是不是广州第一个鼠疫感染者，恐怕还大有疑问，毕竟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王府的医疗条件，或许还没有来得及诊治就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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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的媳妇侥幸活了下来，如果不能算是奇迹，那么她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按照疫后的统计，感染后活下来的几率不到十分之一。随后，她又接诊了7个类似的病人，更重要的是，她看到病人家中有大量死亡的老鼠。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她知道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悲惨历史，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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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迅速向广州地方当局报告了她的发现，她成为了甲午鼠疫的吹哨人，尽管这哨声并没有唤醒腐朽的清政府官僚。同样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记录了相当多的广州甲午鼠疫的一手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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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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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4日《申报》详细描述了感染症状：“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颈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发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处，随即夭亡。”患者以腹股沟、两腋下和颈部淋巴结肿大疼痛为首发症状，高热恶寒，肿块越长越大，迅速变黑，并延至下体要处，患者很快就神志不清而死亡。传染之快、死亡之速，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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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最早从回族人聚居区南胜里（大南路附件）等地流行起来，然后扑向附近的八旗驻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南海学宫等地。随后人烟密集的西关成为重灾区，疫情开始同时传播到城外。据《申报》4月29日报道，南盛里从二月下旬至四月初五，一个多月时间就死亡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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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可怕的瘟疫从西关蔓延到整个城市，不分年龄、性别与地位，皆蒙其害。根据记载，鼠疫的流行始于3月，最肆虐于4月和5月，持续到7月底，竟至“十室九丧”。恶臭腐烂的老鼠，处处可见；撕心裂肺的哭声，室室几闻。整座广州城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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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有关报道集萃的图片引自李文等所著《岭南瘟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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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普通人的遭遇最令人同情。不幸染疫而亡，对于事后的报道或研究，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或素材，对于当事人亲友则是生离死别，是痛彻心扉的痛苦。《申报》报道了不少这样的家庭惨剧，由于缺乏基本的传染病防治常识，一人染疫，即为灭门之祸，这些案例，120多年后，仍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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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普通百姓遭殃，部队以及官衙都是受害者。如《申报》5月21日报道称：城内八旗驻防地方染疫尤甚，较之他处尤形滋蔓。尽管甲午战争前夕时局紧张，广州驻军不得不暂停部队操练，并移防到虎门外各炮台暂避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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