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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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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夹击，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12月闪电垮台，叙利亚也因此在“阿拉伯之春”13年后意外变天。但从当前发展来看，这不是多年动乱的终点，反而是新一轮权力游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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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权垮台后的以色列入侵，这场军事行动从去年12月持续至今。内塔尼亚胡已在2025年2月23日公开表示，将彻底“去军事化”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Quneitra）、德拉（Daraa）和苏维达（Suweyda）三省，并要求临时政府军从大马士革南部撤离；以色列防长卡茨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扎在叙利亚南部，以保卫我们的社区并挫败任何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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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控制叙利亚东北、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内战爆发后，SDF逐渐成长为叙利亚的“国中之国”，控制了东北的丰沛油气田、边境口岸与机场。虽说在美国与欧盟调解下，临时政府已在3月10日与SDF签署协议，后者同意在年底前将自身民事、军事机构并入国家治理框架内，但协议本身并未详细规范SDF的军事行动、也未言明如何整并，尤其是叙利亚国防部与SDF的互动究竟如何进行，未来恐怕还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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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就是西部沿海的血腥冲突，大体呈现出针对阿拉维派的教派仇杀，以及由阿拉维派构成的亲阿萨德武装与临时政府军的驳火。自叙利亚变天起，失势的阿拉维派便受到各方排挤乃至报复，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的亲阿萨德势力也不愿接受整编，大小摩擦不断积累，终于在3月引爆大规模冲突：亲阿萨德武装以阿拉维派被屠杀为由，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引来临时政府军的强力镇压，最终有超过千人丧生，部分阿拉维派民众为此逃入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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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结束沿海安全行动”，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即朱拉尼）也在13日签署“宪法宣言”，确认5年过渡期，骚乱似乎暂时止息，但被撕开的宗派伤口已经鲜血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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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三起事件，分别从不同方向揭开“后阿萨德时代”的关键问题：叙利亚的“国家建构”远未完成，因此即便推倒强人，内部伤痕还是持续渗血。这也同时暴露被“民主化”叙事垄断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的陈年弊病，而是让问题以不同形式继续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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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和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阿卜迪 握手，达成了将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与国家机构整合的协议。叙利亚总统府于2025年3月10日发布此图。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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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从独立前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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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来看，叙利亚的国家建构失败，并非内战爆发导致，甚至正好相反：叙利亚内战之所以爆发，就是国家建构失败的直接结果。而这一切还要追溯至叙利亚独立本身，以及阿萨德父子的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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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16年到1918年间，叙利亚大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份，居民以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为主体，并有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希腊东正教徒、马龙派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在此混居。期间，三大事件影响了叙利亚境内族群的分布与互动，并为独立后的复杂局面埋下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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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动荡。在西方列强策动、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下，怀柔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开始铁腕镇压少数民族武装，也连带不放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恶名昭彰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亚述大屠杀就是这一情境的悲剧产物，大量亚美尼亚人、亚述人也为此逃入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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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屠杀帮凶的库尔德人，则在奥斯曼解体后与土耳其当局爆发冲突，于是也从土耳其东南逃入叙利亚东北，进而与聚居当地的亚述人等产生摩擦。最终势弱的亚述人大量出逃，叙利亚东北于是成为库尔德人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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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与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在1916年秘密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商定战后支解奥斯曼帝国、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叙利亚也因此在1920年成为法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托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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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法国采用了殖民者惯用的“分而治之”策略，大幅提升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与待遇，包括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来与作为人口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抗衡。例如大量库尔德人之所以会在1920年后涌入叙利亚东北，除了土叙两国地理相邻外，也是因为法国的有意招揽，包括承诺授予库尔德人在叙公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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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斯—皮科协定》示意图，蓝色为法国势力范围，红色为英国势力范围，绿色原为帝俄势力范围（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放弃了该要求），紫色为特殊的巴勒斯坦区。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后由于土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关于土耳其本土的协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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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英国出于干扰法国殖民的政治需求，也在叙利亚大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援当地反法武装，例如1945年5月的黎凡特危机（Levant Crisis），就是英法两国在叙利亚的直接对垒。当时法军残酷镇压叙利亚内部的反殖示威，英国首相丘吉尔于是派遣英军从外约旦进入叙利亚，并下令可在必要时向法军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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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军被团团包围在大马士革军营内，英国也持续进行国际施压，力不如人的法国虽然谴责英国武装示威者，却也只能下令停火、同意结束占领，并在同年7月撤退到黎巴嫩，叙利亚也在10月加入联合国，但英军占领仍在继续。接着英法之间又是一阵利益谈判与交换，两国最后在1945年12月达成协议，以法国从黎巴嫩撤军换取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终于在1946年4月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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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事件，导致独立时的叙利亚看似是民族国家，实则是多族群的集合体，且各族关系相当紧张：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都是少数，却在法国统治下受到重用；逊尼派阿拉伯人作为背靠英国的主体族群，则因此对前者心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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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叙利亚呈现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有惯性：国家疆域由殖民者划定、国内族际关系由殖民者一手塑造，各大族群互有民族主义，却缺乏国家层级的统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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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裂痕经历多次政权流转，始终没能弥合。1946年至1956年间，叙利亚历经20个内阁、4部宪法，军人政变逐渐取代文人政权，同时又受以阿战争、苏彝士运河危机影响，浸润在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狂潮中，并一度在1958年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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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叙利亚的政治主流、掌权的则是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但可想而知，只将叙利亚定位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国家”，必然削弱少数族群的归属感，因此1953年叙利亚南部就爆发了“德鲁兹起义”，最后被叙利亚政府军强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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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复兴党人夺权成功后，叙利亚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期间担任防长、出身阿拉维派的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通称老阿萨德）又在1970年发动政变，并从1971年起担任总统直到2000年，阿拉维派也因此跃升统治阶级，得以控制叙利亚的军队、情报、官僚和安全机构，这又导致其他族群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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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老阿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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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970年代，叙利亚受到泛伊斯兰主义影响，面临激进伊斯兰的政治挑战，为首的主流势力就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目标是推翻世俗的复兴党政权、瓦解阿萨德的一人专政。各种流血事件最后导致叙利亚政府军的强力镇压，代表事件就是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Hama Massacre）：政府军围城27天，哈马的三分之二被夷为平地，上万逊尼派平民被杀，幸存者也大多经历酷刑与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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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悲剧虽起于激进伊斯兰骚乱，却也受到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漫长仇怨驱动，最后又反向加深了双方血仇，并且成为逊尼派武装日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重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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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又称小阿萨德）接班后，激进伊斯兰势力虽已不构成威胁，却又轮到库尔德问题发酵。2004年3月，在卡米甚利（Qamishli）的一场足球赛中，一支当地库尔德球队与一支来自代尔祖尔的阿拉伯球队爆发激烈冲突，双方球迷也手持武器展开街头混战，平乱的安全部队在混乱中开枪打死6名库尔德人，足球暴力由此上升为族群冲突：愤怒的库尔德人烧毁政府机关、推倒哈菲兹·阿萨德雕像，最后有超过2000人被政府军逮捕、超过30人被杀，数千名叙利亚库尔德人为此出逃到伊拉克，事件又称卡米甚利大屠杀（Qamishli Massa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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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前述几场冲突，不论是德鲁兹起义、哈马大屠杀或卡米甚利大屠杀，都展现了叙利亚深可见骨的三重族群裂痕：德鲁兹人与阿拉伯人、阿拉维派与逊尼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即便在不同主政者的强力压制下，火种都没有立即燎原，却还是在多年后以毁灭性的内战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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