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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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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24年4月与10月的导弹互射后，以色列与伊朗又在2025年跨过战争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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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13日凌晨起，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多轮大规模空袭，目标包括德黑兰附近的军事基地、高级指挥官驻所，以及纳坦兹（Natanz）、孔达布（Khondab）、霍拉马巴德（Khorramabad）等地的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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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当下，伊朗已确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Hossein Salami）、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巴盖里（Mohammad Bagheri）、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等官员遇害，阿巴斯（Fereydoun Abbasi）、德黑兰奇（Mohammad Mehdi Tehranchi）等核科学家同样在空袭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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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这是两伊战争后，伊朗遭受的最大规模攻击，屈辱之重不言而喻，不仅哈梅内伊、伊朗外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一时间誓言报复，议员博鲁杰迪（Alaeddin Boroujerdi）更是代表伊朗公开声明，“不会参加6月15日原定举行的第六轮核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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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布电视讲话，向在被以色列袭击中身亡的军方高层、科学家和平民表示哀悼。他强调，以色列的锡安政权将无法逃避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伊朗革命卫队将采取行动，确保以色列为其行为吞下苦果。X@khamenei_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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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色列的姿态同样强硬。内塔尼亚胡直接放话称，相关袭击会持续数天，直到彻底根除威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公开表示，以军正在动员数万士兵，“任何试图挑战我们的人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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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以色列盟友、核谈判当事方的美国，同样是语带威胁。例如国务卿鲁比奥第一时间声明，这是以色列的单独行动，即便以方事前曾通知美国，“但华盛顿并没有参与其中，所以伊朗不应针对美国的战略资产或人员”。特朗普就更不客气，直指伊朗必须立刻就核计划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更具破坏性和致命性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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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以恫吓并没有完全奏效，因为伊朗直接在13日当晚对以发射100余架“沙赫德”无人机、150枚弹道导弹，并且击中特拉维夫部分目标，反击速度与程度都高过2024年的两次冲突。但随后，以色列又开始一波新攻势，伊朗的报复当然也没有停止。如果对峙双方都无意降温，局势走向恐怕非常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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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美国视角出发，这次危机虽与2024年的两次冲突类似，都是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触发以色列、伊朗代理战争的延伸，却也反映特朗普2.0的特殊脉动：美国温和派尝试在中东“大转弯”，却摆脱不了华府鹰派与以色列的强势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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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中东“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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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弯”的叙事兴起，源于5月特朗普出访中东后，引发太多“打破惯例”的话题讨论，包括解禁叙利亚制裁、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签署金额可观的投资协议，以及极不寻常的行程安排：出访目的竟然没有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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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认为，这是3月加沙战火复燃、4月美国重启伊核谈判的背景下，华盛顿对于特拉维夫的刻意冷落；且出访目的集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更是意在凸显美国还有其他“代理人选”、不是“非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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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发展同样强化了“大转弯”的论述能量：《彭博社》31日的独家报道揭露，在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知情并参与的背景下，台积电已与阿联酋知名投资机构MGX多次会晤，评估赴阿设厂的可能。如果计划成行，阿联酋将离梦寐以求的“中东AI枢纽”更进一步，也将连带深化与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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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从斡旋加沙停火、与伊朗进行核谈判、冷落以色列、聚焦海湾国家、解禁叙利亚，再到讨论“阿拉伯台积电”，“大转弯”的叙事基础清晰可见，其底层逻辑也简单直接：特朗普正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放弃美国的亲以政策传统，转而拉拢海湾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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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种种，还是回避不了一个现实拷问：如果美国准备抛弃特拉维夫，为何不停止对以军援？又为何始终不对以色列祭出有效制裁？显然，真实世界的“大转弯”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美以关系盘根错节，又在政治利益与战略基础上相互綑绑，很难因为一场战争尽数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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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阿联酋阿布达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行的最后一站出席一个商业论坛。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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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跳脱细节、观察特朗普的施政整体，其实这位强人的部分“惊人之举”，本质都还是主流政策的变体，例如被讽为“当代张伯伦”的特朗普对俄政策，就明显带有默克尔与奥巴马的既视感。现在的中东“大转弯”也是同样道理：前述种种如果各自拆解分析，其实也都能在过往政策中找到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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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提升美叙关系、与伊朗进行核谈判，以及缺乏进展的加沙停火斡旋，这些操作看上去彼此独立、毫无关连，其实都朝降低伊朗与以色列对峙，也就是确保以色列安全，同时缓和美伊关系的宏观目标推进。而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能够不受以色列掣肘、降低在中东的战略挹注，转而投入印太等更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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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战略倾向并非特朗普首创，而是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已出现，所以才有“重返亚洲”政策，以及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但讽刺的是，美国正是在特朗普1.0时期单边退出了核协议，并重拾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又在2020年击杀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等于推翻了奥巴马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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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就是提升与海湾国家的互动，尤其是半导体场域。这种做法既反映美国撤出中东的宏观背景下，海湾操作战略对冲引发的中美竞相拉拢，更折射沙特与阿联酋竞逐“中东AI强国”的新脉动。但以上种种，也都不是特朗普任内才有的新现象，因为早在奥巴马时代，如何推进战略撤出又避免海湾离心，就已经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大哉问，至于台积电赴阿联酋设厂的话题，也是早在拜登任内就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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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转弯”并非特朗普个人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又一次摆荡：华盛顿并没有放弃维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而是想用接近奥巴马时代的方式来营造；且这也不与拉拢海湾国家相冲突，因为海湾原本就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这一区域的繁荣发展、甚至“阿拉伯台积电”的落地，也都需要一个现实基础的成全：以色列不与伊朗爆发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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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沙特王储穆罕穆德（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AMD行政总裁苏姿丰（中）举行会面。X@IbrahemAlbana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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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华府鹰派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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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回顾过去几个月，可以发现美国温和派已经多方布局，尝试要为以色列、乃至海湾营造更安全、更低对峙的区域局势；但种种做法似乎反复触发以色列与华府鹰派反弹，最终也导致了6月13日的惊天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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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斡旋加沙停火。有鉴于特朗普此前抛出的“清空”、“接管”窒碍难行，美国只好再度退回拜登政府的“息事宁人”：要求各方先停火、解决较无障碍的人质问题，接着设法让情况退回“阿克萨洪水行动”前，不推进“两国方案”，但也不积极处理哈马斯战后地位、加沙归属等复杂问题。这意味局势不会有根本性变化，结果以色列随即在3月重启战事，而美国对此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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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拉拢已经变天的叙利亚。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朗就失去贯通“抵抗轴心”的重要枢纽；而美国出于将伊朗、俄罗斯彻底挤出叙利亚的考量，也开始与沙拉（Ahmed al-Sharaal）领导的新政权接触，包括5月出访中东时宣布解禁叙利亚制裁、与色拉在沙特会晤，以及在访问结束后的5月23日针对《凯萨法案》（Caesar Act）发布为期180天的豁免，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官邸更在29日升起美国国旗，意味叙利亚不再是过去名单上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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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沙拉为投桃报李，也积极拦截从叙利亚运往黎巴嫩的武器、同时捣毁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军备走私网络，来阻止伊朗对真主党的持续武装。但以色列犹嫌不足，早在2024年12月，以军就趁乱火速入侵叙利亚南部、建立缓冲区，如今更是打算永久驻扎，且在5月美叙正式和解后，以军仍持续对叙利亚军事设施发动空袭。当然，美国又是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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