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Shimo: The two decades before and after China’s new economy

李世默： <br> 各位青岛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br> 中国新经济正在经历一段关键的转折期，在近两年时间里，作为风投（VC），我们对行业、公司、技术的认知以及投资逻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以前习惯将新中国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今天我想借用这个概念，将中国新经济分为“前后二十年”。 <br> 第一个二十年当然是2000年到2019年。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9倍，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产业链，和世界第二大的消费市场。正是超大规模的产业和市场，造就了中国新经济的腾飞。 <br> 在第一个二十年里，中国新经济最重要成果就是消费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我们VC很熟悉，背靠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一个平台只要用金融资本支持它不断扩张，最终取得垄断地位，以未来垄断为目标，折现成当下巨大的净现值（NPV），再以这个NPV为估值融资，帮助其实现垄断。这就是消费互联网平台的金融闭环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国内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 <br> 然而，在科技发展方面，有外国智库学者做了一个研究，在“微笑曲线”上定位各个国家位置。根据她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产业虽然规模增大了很多，但一直都是在中间位置，也就是制造、装配环节，相比两头的研发、销售环节，附加值是比较低的。 <br> 不过，我国也在少数领域实现了产业升级，比如高铁、新能源、5G等。但这些研发投入很高的硬科技行业，背后都是政府部门主导的，政府要么是他们的投资人，要么是他们的大客户。 <br> 所以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 <br> 在我看来，中国新经济的前二十年，本质上是“资本杠杆国家”。消费互联网主要依靠的是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含量并不高。比如我们平时扫的二维码，其实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它之所以发展这么快，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正外部效益，比如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物流交通的完善、信息技术的普及，这些都是国家做的，不是我们风投人和创业者做的。但是它的这种资本驱动、赢者通吃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都由国家来承担，造成全社会出现了“镀金时代”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扩大，外卖骑手没有社保等社会经济问题。 <br> 因此中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优化分配结构，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避免“内卷”、“躺平”。这是中国新经济的重大转折和重要机遇，也是中国新经济下一个二十年的开端。 <br> 在中国新经济的下一个二十年，应当是“国家杠杆资本”。在国家大战略的引领下，通过资本驱动产业升级，中国的经济才能够实现从规模化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微笑曲线图上，中国不仅要做大规模，还要不断向左上方移动。向上移动就是提升产业附加值，这样就能带来更多高技能岗位，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同时以技术赋能实现降本增效，维持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向左移动就是提高研发能力，这样才能解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 <br>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的投资应该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普惠”。我们公司主要聚焦三条主线：第一是供应链的改造和优化。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但是目前还比较分散，普遍缺乏技术和信息化改造的能力，所以有巨大的价值空间可以去挖掘。 <br> 第二是硬科技的进口替代。比如芯片，中国每年进口数额最大的产品就是芯片，因为疫情之后全球半导体短缺，油价又下跌了不少，中国2020年全年进口了价值3500亿的芯片，比第二名的原油高出了一倍还多。 <br> 还有一个例子是医疗器械，中国有很多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要依赖高价进口，国产替代的空间非常大，并且一旦实现国产化，能够大大减轻老百姓看病的负担。 <br> 1 <br> 2 <br> 下一页 <br> 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