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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翟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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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即将开启美国总统第二任期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研究备受学术界瞩目。学术界有一个检验从事美国经济研究者的“试金石”问题，即“如果有一天美国经济突发重大问题，反映美元在外汇市场整体强弱的美元指数是上涨还是下降？”有学者指出，大部分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学者经不起该问题的考验，而这也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对美国经济研究的一个现实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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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经济研究的议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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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问题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美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研究的重中之重，又是应用经济与理论经济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美国经济研究在议题、构成与质量上都有时代性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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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美国经济结构与政策研究，涵盖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影响、制造业及产业政策、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业、资本市场、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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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涉及贸易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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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美国宏观经济与增长研究，聚焦经济周期、增长趋势、利率与通胀、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以及制造业与就业等议题。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美国再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对华经济政策与战略尤其是关税与贸易政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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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知网数据库统计发现，2008—2024年的15年间，共发表了689篇与美国经济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年度发表数量从2009年的高点94篇逐步减少至2022年的63篇，2022—2024年间有所回升，但文章总体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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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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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经济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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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当前美国经济研究仍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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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才分布失衡，研究人员协调性差，资源整合不足。金融行业对具备美国经济研究背景的学者需求旺盛，薪资待遇更具竞争力，许多优秀人才流向金融机构，人才分布失衡。这引发了科研机构中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人才短缺，削弱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同时，许多研究人员分布在不同高校和科研单位，缺乏统一协调，导致研究重复和成果共享不足，资源不足问题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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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信息与资源获取渠道相互孤立。高校、科研院所与专业学会主要依赖公开的官方数据或文献；金融机构与智库则广泛使用“颗粒度”更高的商业数据库，两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相互孤立，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此外，关于美国政策的研究大多依赖公开文件和媒体报道，缺乏第一手调研信息，研究者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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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研究范式单一，学科相互割裂。当前的美国经济研究往往过于依赖抽象的理论模型，忽视对具体经济事实的分析，难以反映美国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复杂性与美国经济的特殊性。许多学者也非经济学专业背景，难以深入剖析美国的经济运行、政策效果与就业情况。这也导致此类研究难以揭示美国经济的区域不平衡与结构差异，研究成果缺乏政策应用性，无法有效回应政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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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美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其高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的国内经济。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支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不仅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还扮演着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和信用。因此，美元指数随着美国债务的攀升而走强。然而，许多研究成果由于机械套用一般性理论与模型来解释美国经济现象，其结论往往与事实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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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6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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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专业性缺失致使政策采纳面临阻碍。政策需求方缺乏对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正确认知与理解，政策采纳方对于专业学者提出的政策与见解缺乏鉴别能力，进而削弱了政策决策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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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改进美国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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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中国的美国经济研究应进一步增强对特定经贸议题的研究，加强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深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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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金融机构、高校与科研单位的沟通交流机制。鼓励金融机构研究人员在政府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兼职，金融机构、高校与科研单位、智库间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摆脱“信息孤岛”限制，并探索程序化、制度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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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拓展数据获取渠道。商业数据库为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可信度和丰富度更高的数据，应加强全球优质商业数据库的购买力度。此外，研究者应紧跟美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以缩小与研究前沿的差距，更好地开展研究并提出切实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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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美国经济研究人才培养，尤其强调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长久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影响，美国经济研究与人才培养也难以摆脱这一影响，这导致大量研究与现实有出入。学术界应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结合历史视野来分析美国经济问题，力求历史、现实与理论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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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强化对美国经济脆弱点的研究，为即将到来的特朗普“2.0时代”做足准备。加强对美国经济关键领域的研究，如美国各州的投入产出情况、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以及就业市场等，识别经济薄弱环节，为中国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对策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政策部门也应紧抓政策采纳人员的金融素养，使其具备鉴别、采纳有效政策建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