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ization Dialogue: Seeking Common Ground in an Age of Conflict — 2026 Confucian-Islamic Civilization Dialogue

当加沙地带的硝烟尚未散去，当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当“文明冲突论”的阴影再度笼罩中东大地，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任由隔阂与对抗撕裂世界，还是以对话与包容重建信任？ <br> 2026年4月16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2026儒伊文明对话会"，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为这一时代之问提供了来自东方的智慧应答。 <br> 本次对话会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联合主办。这是继2025年6月吉隆坡首次对话会后的第二次正式会议，标志着儒伊文明对话机制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来自中马两国的政要、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在全球动荡局势下，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如何携手应对挑战、凝聚共识。 <br>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等中马政要以视频形式或在现场致辞。安瓦尔期待儒伊文明对话合作孕育启迪人心的学术成果，催生让良知融入公共生活的思想智慧，助力建设一个以理解包容差异的世界。 <br> 孙春兰指出，跨越千年的儒伊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能够为双方加强对话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提供重要启示。要加强学术研究，回应现实关切，深入挖掘两大文明传统中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打造高品质思想成果。 <br>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主任潘岳将“儒伊对话”置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视野之中进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之道。兼收并蓄是方法，历久弥新是特征，而‘伊儒会通’正是这一方法与特征的具体体现。”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文明根脉的深度“化合”，使前者从理论形态扩展为文明形态，在保持科学性、革命性的同时更增强了亲和力和说服力。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置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中，使“中国特色”超越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别范畴，从侧重“特殊性”的实践探索，升华为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中国方案”。 <br>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主任潘岳发表演讲 中新网（摄影 田雨昊） <br> 当今世界，巴以冲突的持续、美伊对抗的加剧，无不折射出文明隔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交织。某些势力正借宗教文化差异制造战争与分裂，“文明冲突论”的幽灵若隐若现。在此背景下，儒伊对话的意义远超学术范畴。 <br> 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传入中国，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通过路上丝绸之路。传入后，既有碰撞又有融合。最终在明清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主张“以儒诠经”的穆斯林学者，推动中国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深度融合，史称“金陵学派”。如王岱舆以儒家“五常”为框架阐释伊斯兰文明的道德规范，刘智以儒家“五伦”为框架阐释伊斯兰教的“五典”，迈出了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一步。 <br> 潘岳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出发总结了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从连续性看，明清的这批儒伊学者提出“道本同原，初无二理”，在保留自身特质基础上接续中华文化，推动伊儒会通沿着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轨迹前行；从创新性看，伊儒会通说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始终为不同文明交融提供内生动力；从包容性看，中华文明从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以中华文化认同把差异极大的广土众民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从和平性看，儒伊学者结合中华“和而不同”传统，提出以“公平不争”对待他人与社会，反对纷争冲突；援引儒家“忠恕之道”，提出“克己济人，四海可为兄弟”，倡导克制自我，将人际和睦延展到和平共处的核心理念；从统一性看，大一统塑造的政主教从、多元通和制度，使中国从未发生因文明冲突引发的宗教战争，这一举世罕见的奇迹成为儒伊千年对话交融的基础。 <br> 从五大特性看，儒伊会通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真谛。这不仅是两种文明在文本层面的对话，更是一种文明生态的共生共荣。这种双向奔赴、互摄互融的文明交往模式，打破了“文明冲突论”所预设的零和博弈逻辑，证明了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保持各自特质的前提下实现和谐共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动荡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人类文明需要的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宗教差异割裂世界的对抗思维，而是如儒伊会通所展现的那样，在承认差异中寻求共通，在尊重多元中凝聚一体。这正是中华文明对全球文明治理的深层启示。 <br>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指出，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丰富交流，依据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引用儒家经典《尚书·尧典》提出的“协和万邦”，强调“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族群的态度，在中国文明中源远流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则从文明视角审视地缘政治，提出关键问题：若以文明与文化视角，而非民族国家视角来审视地缘政治话语，能否改变互动框架，推动我们迈向共同的星球秩序？ <br>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从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原则——塔希德（tawhîd）原则（“万有归一”）入手分析，指出：“伊斯兰教的‘一’，不再是犹太教意义上被独占专属的‘一’，而是在一切事物当中可以被发现的‘一’，是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一’。”他阐释说，“万有归一”同时意味着在万有中发现更深刻的共同性，发现贯通差异的共同。在华严哲学和宋明理学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理性图式。基于这一原理，“文明之间的关系必定是平等开放的关系，文明之间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互摄互融，相互成就，彼此扶持，共同凝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人类文明，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br> 潘岳指出，中华文明复兴将重塑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将扭转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失衡格局，将改变“一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的对抗格局，将开启“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合作格局。面对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族群及多种宗教，不同文明之间应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答案是明确的：我们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古老文明现代转型，反对以丛林法则制定文明格局……超越差异凝聚共识的儒伊对话当成为向世界推广的范式。当某些国家以“文明优越论”为借口推行霸权主义时，儒伊对话所展现的平等、包容、互鉴精神，正是破解文明隔阂与冲突的良方。 <br> 对话会下午设三个分论坛及一场中马大学校长圆桌会议，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办。议题涵盖“儒伊对话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儒伊经典互译与思想阐释”“青年的文明观与使命担当”以及“文明交流互鉴与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在华期间，马来西亚代表团还前往民族文化宫，参观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实地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践。 <br> 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的未来，不在于谁取代谁、谁征服谁，而在于不同文明如何共同成就。在全球动荡与变革的时代，儒伊文明对话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担当。它为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更为动荡的世界提供了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包容化解隔阂的中国方案——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华文明献给世界的智慧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