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iodic Hegemonic Decline Often Triggered by Economic Shift from Real to Virtual Economy

11月中旬，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 <br> 报告参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万泽雨博士现场介绍《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战略。他指出，报告从世界政治学视野，对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进行大历史比较案例研究，提出西方兴起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周期性霸权衰落常由经济“脱实向虚”引发，其根源是资本权力脱嵌并俘获政治权力。 <br> 而中国崛起源于实体经济发展壮大，原因是政治权力有效管控与引导资本权力。所以，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建意义重大，标志社会主义生产经济逻辑超越金融资本主义食租/食利逻辑，致力于为人类文明创造美好未来。 <br> 《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战略报告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则指出，本报告研究的经济形态诸如经济“脱实向虚”，对于大国兴衰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澄海研究院基于中性学术态度对国家兴衰研究的独特贡献。 <br> 本文为报告缩减版，仅供读者参考。 <br>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 万泽雨】 <br> 关于大国兴衰的主流解释有很多，不过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br> ·地理假说、文化假说过于静态和宿命论，无法解释动态性的大国兴衰进程。 <br> ·政治制度/政体假说与经济-产权假说以静态的理想型制度作为解释大国兴衰的核心变量，忽略了发展阶段、前提社会结构条件等诸多因素，因此常常与历史现实不符。 <br> ·保罗·肯尼迪的军事-经济假说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探讨结果性结构与互动，较少涉及决定一国兴衰的长期过程性结构。 <br> 为对周期性动态变化的大国兴衰做出有效地理论解释，本研究从世界政治学的视野出发，通过大历史、大比较的案例研究发现：在西方兴起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周期性的霸权衰落往往由经济“脱实向虚”所引发，而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构性根源在于资本权力脱嵌，乃至于最终俘获了政治权力。 <br> 经济“脱实向虚”中的“实”指生产型、价值创造型的实体经济；“虚”指食租/食利型虚拟经济，在现代语境下一般主要指脱离实体经济的那一部分金融业，即学术界常说的“经济过度金融化”。 <br> 对于西班牙帝国而言，1521-1600年约1.8万吨白银的流入主要用于进口商品和战争物资，而非投资实体经济生产。大量白银涌入，不但没有按照古典货币数量论者所说的那样，提高经济的真实产出，反而使西班牙陷入了某种类似于“资源诅咒”的逻辑——不再需要自己辛苦地生产，而能够直接通过金银向他国购买商品，为当时西班牙周围的生产型国家如英国等做嫁衣。西班牙国内原有的产业也因此而衰败，引发经济的脱实向虚。 <br> 名义上，西班牙是“专制帝国”，实则中央权力薄弱、市场分割、税收空虚，政治权力不足以支持其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以消除贵族寡头等食利阶层和地方势力。同时，外部的热那亚金融资本如富格尔家族等控制了西班牙政府财政，加剧其经济的脱实向虚，最终导致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br> 大英帝国的崛起依托于英国政治权力与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并催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例如，英国早期通过禁止出口、保护主义、补贴等手段牢牢占据先进产业地位；16世纪下叶英国政府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称一种新的组织形态——由英国商人银行家和伊丽莎白所组成的联盟；1651年颁布《航海法》；1820年制成品进口关税高达50%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帮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限制贵族食利阶层负面影响等。 <br> 随着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和1850年代开始的自由贸易改革，金融资本逐渐俘获政治权力从而主导政策制定。资本从国内工业转向海外投资，银行业专注贸易金融和国外贷款，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被挤压，工业竞争力下降。 <br> 英国国内产业资本向国际金融资本的转变，导致了经济的脱实向虚和工业的衰落。英国金融资本压倒制造业生产部门，成为经济中最强势的里一部分，并俘获政治权力而成为“资本利维坦”。伦敦金融城站在英国制造业衰落的“尸体”上繁荣起来。 <br> 然而，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并没有让英国变得更强大。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背后强大国家实力作为支撑的国际化英国资本，看似赚取了更高的投资收益，实际却在摧毁自身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更无力面对新崛起大国美国的金融狙击。英国逐渐形成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寄生型而非竞争性的经济体”，最终为美国所超越，相继失去工业、贸易、军事与金融霸权。 <br> 当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经济逐渐金融化时，美国则在当时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工业，通过一系列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合力推动的产业政策、科技投入等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br> 1880年时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仅有14.7%，而到了1945年该数值接近50%。美国制造业世界占比1945年以来持续下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于世界第一，即便顶峰时期的苏联与日本均未超过美国，直到2010年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才被中国取代，总计在位时长120年。 <br> 与制造业衰落相伴的是美国金融业的急剧扩张：美国金融业产值于1990年第一次超过了制造业产值，到2015年时达到制造业的两倍，成为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全行业利润比重也从1948-1984年的均值12.78%上升至2002年时的30.9%。 <br>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根源在于金融资本权力压倒政治权力，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与产业空心化。1970年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后，美国并没有着力解决二战后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系列问题。1980年里根政府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并放松对金融的管制；通过更加激进的金融扩张政策加剧经济的脱实向虚，金融霸权替代工业霸权成为了美国霸权的基础。 <br> 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金融化通过宏观经济的高利率、金融监管放松、“股东革命”为代表的公司治理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金融从业者收入虚高所造成的精英才能误配置等四个层面的具体机制实现。金融资本游说、政商旋转门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权力被资本权力俘获的主要表现。 <br> 如果从衰落的相对性定义、真实经济产出标准与长时段时间维度看，经济脱实向虚已经引发美国衰落。缺乏坚实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金融业繁荣，在历史案例中已被证明很难持续。即便美国政府近年来出台多项“再工业化”政策尝试，但如果无法突破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制约，光靠强制制造业回流恐难以根本性解决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 <br> 从西班牙、英国再到美国，每一次霸权的兴起，都伴随着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在发展实体经济上的有效结合；而每一次霸权衰落，都由于代表私人利益的金融资本权力脱嵌乃至于俘获了本应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权力，从而引发经济的脱实向虚，最终导致霸权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失去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并最终为新兴大国所替代。 <br> 在金融资本脱嵌、经济脱实向虚阶段，霸权国往往推行贸易自由主义与金融自由主义；当其丧失世界市场优势地位、面临衰落时，则往往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自由主义。经济脱实向虚不仅是阿瑞基意义上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阶段，标志着“资本主义秋天”的来临，还深刻反映出金融资本主义的食租/食利本质。 <br>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为第二名美国的三倍，超过第二至第十名的总和。不同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追求资本短期回报最大化而引发产业空心化，中国坚持“实业强国”战略，通过政治权力有效引导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积累了强大的硬资产和全链条制造能力。中国的崛起模式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生产经济逻辑对金融资本主义食租/食利逻辑的超越，具有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大意义。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大力推动“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可谓是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性的战略部署。 <br>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基于本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br> 第一，纠正错误思潮，巩固实体经济根基。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占比低是其衰落的结果而非发达的原因，必须有力驳斥“去工业化”论调，避免因盲目对标西方而“自废武功”。 <br> 第二，厘清“生产—消费”的辩证关系。扩大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壮大中产阶级，而这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要避免陷入西班牙式“重消费、轻生产”陷阱。 <br> 第三，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优化配置实现产业升级。重点突破先进制造业，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依托国内大市场保持全产业链优势，防止“制造业空心化”。 <br> 第四，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建设金融强国与防止“脱实向虚”并不冲突，脱离实体的金融空转才是问题。因此，既不能“妖魔化”金融，否定其对于经济发展和大国竞争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神圣化”金融，任其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脱离于实体经济之基、背离广大人民群众之利。未来应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抑制非生产性投机，构建能够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br> 中国的道路选择，不仅关乎自身复兴，更关乎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金融资本主义、实现共享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br> （作者：杨光斌，政治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万泽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