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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访华之旅后，财政部长耶伦紧随其后，但正如布林肯一边表示“遏制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却又前后矛盾找借口；一边宣称“将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美国表现出来的言行不一，始终让人怀疑，本届美国政府究竟是否具备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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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曼宁在文章中道破了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华盛顿矛盾的对华态度，并提供了改善双边关系的建议。然而，文章依然从美国中心的视角出发，且对中美关系与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系列事实存在误解与偏见。观察者网翻译并节选文章内容，供读者批判与参考，不代表认同文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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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伯特·曼宁，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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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北京之行，体现了试图将中美关系拉出针锋相对的“死亡循环”的新一轮外交努力。今年2月份的“气球门”事件打乱了规划好的行程，中国随后全面暂停与美方的外交接触。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高级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这样形容当前的局势：“我认为未来几个月应该能证明，美国与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有效、可预测且建设性的外交联系。”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可能在于华盛顿自己对中国的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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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会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存在共识的传统观点一半是错误的。真正的共识在于，美国过去对中国抱持的看法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对华接触并没有带来美国人期待的“自由化”。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富裕、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国会领袖对布林肯访华之旅的抨击，尤其是共和党人指控国务卿先生显得“软弱”、“为中国共产党背书”表明，民主、共和两党对于美国真正期待的中美关系状态也没有明确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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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的狂热氛围体现了这一点，政客们有时会肆意轻率地争相“敲打中国”。背后反映的观念是，包容中国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似乎华盛顿和北京的传统认识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即美国与中国之间终有一战，最有可能围绕台湾爆发——而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主要是关于如何全力惩罚中国，并为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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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最近发布了政策建议，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多制裁，并要在台湾储存武器、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全面整合美国军方与台当局军队。美国国会目前还有几十份待审提案，内容包括取消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以打击中国金融实力；就新疆与香港问题，乃至气球事件施加更多制裁，并禁止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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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美国进入2024年大选周期，目前有一个重夺叙事权的狭窄机会窗口，证明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增进美国利益。尽管面临不利的国内政治氛围，拜登总统似乎正积极尝试让美国人明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将不得不继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打交道。这意味着承认一个规模达18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一个与美国利益交织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是一个自信、成熟的拥核大国。 拜登寻求建立一个能够定义并管控中美竞争的稳固框架，正如布林肯在北京所言，“继续探索在两国利益交汇的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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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中右）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中左）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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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商界的重磅人士“排队”访华——比如埃隆·马斯克，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杰米·戴蒙，通用汽车CEO玛丽·芭拉以及比尔·盖茨——暗示，对美国反华行径可能危及经济利益的担忧正构成旨在限制“去风险化”的反击。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英伟达的CEO黄仁勋，最近总结了美国企业界的担心，他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会对美国科技产业造成“巨大损失”，危及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推动在国内新建半导体工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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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美国国会山反华议程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风险，另一方面是过于渴望接触中国的美国企业界，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为中美关系找到共存基础，并组建一个框架来管控竞争，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寻找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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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美国政府新的流行词汇“去风险化”，它在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近期的讲话中取代了“脱钩”一词，也出现在七国集团一份反华口吻不同寻常地强烈的联合公报中。耶伦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中美经济全面分离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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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拜登政府的政策存在着内部紧张。白宫掐断了中国获取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超级计算机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且正在限制美国的对外科技投资。这对美国来说也许是有利的政策。但像耶伦四月的演讲那样告诉中国，美国此举并不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这种话语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会导致北京怀疑美国试图避免陷入对抗的诚意。北京最近部分禁止了中国企业向美国美光公司购买芯片，这家公司已经在华经营多年，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为表达不满作出的合乎分寸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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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有可能为双边关系找到共存的基础，而不是继续陷入相互对立的泥潭。但要做到这一点，双方仍需解决一个难以捉摸的底线问题：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美国的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从战略上减少对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并在地缘政治与军事领域制衡中国；而对另一部分人，似乎是一种不肯挑明的“执念”，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这极大地高估了美国的能力。对中国来说，一个现实的结局可能是放弃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部分幻想，承认美国并没有陷入持久衰退，美国的全球地位得到了强化，且依然会是一个太平洋大国。也可能是承认中国需要重新调整其目标，意识到中国的“经济与军事胁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引发了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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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相当稳定、建设性、足以应对冲击的中美关系之路会是什么样？它可能很像布林肯这次访华所开启的新一轮外交动作。首先，它需要两国避免无端引爆的事件或言论，清楚定义双方对竞争的要求与各自的红线，并不断调整本国的做法。迄今为止，华盛顿与北京似乎都倾向于根据对方假定野心的最坏情况的恐惧，而非现实，来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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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担心北京会取代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中国推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耿耿于怀。美国也害怕人民币会取代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尽管这被认为极度不可能发生。在此之前，华盛顿的鹰派势力还因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银行而开始跳脚，后者被视作实现“去美元化”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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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担心和双方能够管控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缺乏取代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意愿。美国也没有能力彻底孤立中国或制造政权更迭——经济脱钩对双方都意味着灾难。在高端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电动车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采取战略性的“去风险”措施是有可能，甚至难以避免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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