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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欧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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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世长辞。亨廷顿在政治上一生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接受政治学教育，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五十余年，六本专著均耗时近十年潜心写就，也都坦率直言美国政治、世界政治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要害，因此在美国政治学界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堪称理解美国现实政治的理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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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战略受亨廷顿思想影响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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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亨廷顿身后的动荡世界，人们仍能感受其思考的敏锐。他的“文明冲突论”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能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格局变迁。他对“我们是谁”的追问告诉人们，“文明冲突战”早已在美国国内打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回应这个挑战，特朗普政府的思想路线是亨廷顿而非班农奠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更像是受到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2004年）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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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一书深化了美国思想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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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存在国家认同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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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的主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文明冲突演化成为美国的文化内战，激化了21世纪初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因为随着经济、文化、技术和政治的全球化，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911事件也让美国人同仇敌忾，美国的国家认同并无危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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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反驳道，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下述残酷的现实：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经济发展、跨国身份、世界公民的兴起，没有扩大交流反而将人们推向封闭，人们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建立在语言、种族、宗教、文化的本土性上，不少国家的意识形态重新宗教化，西方世界的国家认同出现伊斯兰化趋势，很多原本固若金汤的现代国家遭遇分离主义挑战，经济全球化与认同本土化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并存的，国家认同危机已经变成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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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坦言，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且由来已久。这是因为，国家认同是建构出来的，在不同环境下时强时弱或重或轻，需要时时悉心维护。在美国历史上，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是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才建构出来的，既要克服州县、市镇这些地域性的身份认同，也要克服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之类种族性的身份认同，还要克服围绕性别、堕胎、同性恋等问题形成的文化性的身份认同，这些地域、种族和文化认同都曾经高于国家认同。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在战火中锤炼的。1776年建国后的百余年里，美国没有国史，只有各邦、各州地方史。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推动了南北和解，美国才有了真正的国史，爱国主义才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国家认同才一路高歌直至在二战助力下达到巅峰，美国成为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最强烈的国家。但是，好景不长，美国的国家认同盛极而衰，1965至2004年的四十年中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之为美国、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独特性备受蚕食，美国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失去同化能力，将国家认同推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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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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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大国的兴衰更替是自然而然的。当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分界线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事实上无力承担帝国主义的重负，无法以单极力量维系全球影响力，必须正视国家认同危机并调整内外战略。如果不追问美国和美国人的独特性，不直面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因应之道，一旦美国面临比911事件更大的内外挑战，就很难避免类似斯巴达崩溃、罗马帝国灭亡、英殖民帝国瓦解、苏联解体、不列颠联合王国衰败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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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国家认同面临何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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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所探究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独特性，究竟是人种、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义伦理、文化还是财富、强力、政治？美国人对美国有没有超出人种、民族和宗教认同的国家认同？美国之为美国的独特性，究竟是多文化、双文化、单文化、镶嵌画还是大熔炉，究竟是普世国家、欧洲国家、独特文明亦还是社会契约所缔结的政治共同体？亨廷顿的这些追问告诉人们，美国是美国人的共同体，共同体的首要特征是共同性，共同性是靠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独特性建立的，和平状态下要区分“他我”，非和平状态下要区分“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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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呢？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独特性是“美国信念”，由一套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政治价值目标组成，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法治、权力制约、有限政府等等，“美国信念”让美国成为普世国家，让美国政体成为值得各国仿效的世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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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战争期间的“美国原则”雪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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