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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数不胜数，毕竟，“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1] 但直到19世纪，欧洲人关于战争的纪事或史书并不多见。德意志30年战争（1614-1648）在欧洲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相隔100多年后才有席勒（1759 - 1805）的《三十年战争史》（1793）问世，而席勒恰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1790）动笔撰写此书，这恐怕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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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德意志30年战争还有另一个史学名称——德意志“宗教战争”，而席勒开卷就提到，尽管这场战争让德意志显得退回到“古老的野蛮习俗”，一种可以称为“普遍的国家同情”的新政治意识的产生“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吓”。在席勒眼里，德意志30年战争无意中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火炬”播下了火种，以至于历史的“勤劳之手不知不觉地再次抹去了战争所留下的灾难性痕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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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米肖（J. F. Michaud，1767-1839）才22岁，当时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政治记者。拿破仑称帝之后，米肖追随夏多布里昂（1768-1848）追慕中世纪，花近10年功夫写了三卷本《十字军东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1812-1817），很快被译成英、德、俄文，因叙述生动且富有文采“竟得以掺进闻名全欧洲的诗人、作家的著述之中”。为了完成这部史书，米肖效仿希罗多德那样远行各地收集史料，但要说他的这部战争史有多符合史实，还真难说，因为他把11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视为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以至于把它描绘成了法兰西人民的历史骄傲，而现在（拿破仑战争展开之际）“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区”。据说，米肖的这部战争史“在一代又一代革命中经受了决定性的考验，这些革命能够改变或修正人们的品位、道德和制度”。[3] 这无异于说，即便拿破仑战争最终失败了，它也与十字军东征一样成了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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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萨拉丁军队包围之中的十字军（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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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叙一场历时多年的战争，需要获得大量相关信息，现代通讯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纪事书和史书也不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讯业急速发展，新的战争纪事写作群体——记者形成了，战争纪事和史书随之猛增。最早的中印边境战争纪事，就出自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之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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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现了一个政治史学问题：战争纪实与理解战争是一回事吗？战争是人世间最为复杂、最为极端的政治行为，理解一场战争意味着理解人世间的极端政治现象。在欧洲历史上，记叙战争的作家都获得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声誉：席勒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撰写《华伦斯坦传》的兰克(1795-1886)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记者出身的纪事家也得收集大量史料，叙述同样得讲究文学性的谋篇和叙述，从而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倘若如此，与传统的战争纪事相比，记者身份的战争纪事最为明显的特性便是更为逼近战争的年代和真相。问题来了：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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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修正主义”朝鲜战争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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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上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1952年3月），美国著名的“左翼报人”斯通（1909-1989）出版了一本小书《朝鲜战争内幕》（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史称第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史书”。其实，这是一部新闻报道类作品，“依据的完全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文件和英美两国著名报纸的报道”，尽管斯通自己觉得，他记叙这场战争的历史“就像在写小说”。毕竟，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他“周围是一种全面战争的气氛”（斯通，“作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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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运气不好，这本小书出版时撞上了“麦卡锡专制”的风口浪尖：麦卡锡神志不清地指控说，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遭遇重创，首先应该归咎于罗斯福（1882-1945）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俄国”。由于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美国的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使国内外感到震惊的禁书和焚书事件”。[5] 斯通认为这场战争是李承晚（1875-1965）在美国的暗中帮助下挑起的，《朝鲜战争内幕》很快被扣上“通共”嫌疑的帽子遭到查禁，斯通本人也被牵涉进“维诺那计划”引出的共产党间谍案受到调查。直到“维诺那计划”被证实是美国中情局搞的一个阴谋后，斯通的“通共”嫌疑才得以洗清：他的确是“亲共”的美国左翼报人，但谈不上是“间谍”。[6] 笔者很久以后才知道，斯通就是那位70岁开始学古希腊文，并以此年龄穷10年之功写了一部苏格拉底传的“斯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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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内幕》出版差不多20年后（1971），美国在越南战场深陷泥潭，知识界甚至军界的“反战”之声此起彼伏，斯通的这部纪事作品重获新生，成了名副其实的“史书”。因为，该书引用了大量1950年6月至1952年元月美英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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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重版《朝鲜战争内幕》时用了这样的推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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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先生的这部著作是控告书，它确实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最为强烈的控告书之一，而它现在却仍鲜为人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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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学院的战争史教授艾姆布鲁斯为斯通的书撰写了重版序言，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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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来不希望战争，他们也不想支持北朝鲜，是麦克阿瑟逼迫他们这样做的。俄国人的情况也如此，他们都没有介入最初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而不是有人所说的，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这场战争没有在1950年底就结束，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斯通，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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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战争史教授凭靠军事常识知道，朝鲜半岛战争不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但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否“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属于政治史学问题，他的说法未必正确，毕竟，“战争的起因”绝非仅仅是军事问题。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原话为“战争无非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未必恰切，或者说，人们对这句名言的理解有误：毋宁说，战争意味着政治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靠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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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的“反越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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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恐怕会冤枉这位五星上将，尽管麦克阿瑟刚愎自用，且因极端“反共”而不惜与日本法西斯政客合作，对战争的扩大化罪责难逃。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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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积极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朝鲜战争第一个成为考验文官统治的主要实例。在朝鲜战争中，由宪法和制度规定的文官统治受到了彻底的考验——非常彻底，事实上几乎经受不住考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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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异于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表明，美国的民主政体本身有问题。为此提供证明的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冲突事件触发了年轻的亨廷顿（1927 - 2008）从“军政关系”角度考察美国的宪政制度及其与美国分裂的意识形态的关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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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越］战运动”升级，美国人越来越觉得，朝鲜战争是美国打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斯通的《朝鲜战争内幕》问世30年后（1982），美国的政治作家古尔登依据美国官方解密文件和军政要人的忆述以及对诸多当事人的采访写了《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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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登曾长期在军方从事情报分析，后投身新闻业。在他看来，朝鲜战争是美国的耻辱，因为它是美国国家领导人“鲁莽轻率”“傲慢自大”的结果，即便脑子清醒的参联会也应该“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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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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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尔登对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的基本评价。“愚蠢的战争”也好，“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不受欢迎”也罢，古尔登仅仅要表明“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古尔登，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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