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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在10月5日保守党大会上，面无表情地宣布，“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程亚文教授撰文指出：英国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的真相。本文由环球时报首发，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刊载此完整版，以餮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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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晋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在其所在的保守党大会上的发言，惊呆了英国人，也让世界大跌眼镜。她说：“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世界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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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二三十年前，以英国为重要代表的西方，可是“世界公民”论的产生地，这种世界主义的高大尚口号，对“主权”、“国家”的“狭隘性”表示了强烈不满，对非西方国家没能达到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标准总是居高临下横加指责。在这种信心爆棚的道德优越感驱动下，还时不时发生对非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和赤祼裸的军事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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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梅如今对“世界公民”论大加鞭挞，对外来移民表现出十分不友好，甚至强调“我们再也不会让那些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开嘴炮威胁我们行使国家权力”，这种把“政治正确”扔到一边的言论哗哗哗出来，真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其背后的一把辛酸，则是在“世界公民”的道德高调下，西方国家的对外干预，不仅把世界很多地方弄得一团糟，而在西方国家内部，经济持续低迷、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对立加重、外来移民带来冲击等等问题，业已让西方国家捉襟见肘，也让“世界公民”论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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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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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的对立面是 “民族主义”，是对国家民族的怀疑甚至否定。正如“民族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样，“世界公民”论在上世纪后期的兴起，实际上乃是旧话重提。仅从晚近以来渐成显学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来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之间，就一直有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这一争论的思想格局，又有几分颇似“世界公民”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而其流风余韵还一直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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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H·Carr）所著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就具体探讨了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道德、法律等问题，这本书今天已经成为西方国际政治学尤其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读物，很大程度代表了欧美世界对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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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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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西方世界曾经流行的乌托邦主义，就不太主张个人只效忠于国家，而要有做“世界公民”的情怀和理想，也就是说道德标准无国界，要如基督教《圣经》所要求的那样用同样的情感来博爱任何国家的公民。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他的顾问在前往巴黎和会的路上问他是否认为国际联盟的计划切实可行，这位有“世界公民”观念的理想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如是说：“即使计划不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也要使它切实可行。”（《20年危机》P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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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国学者霍布豪斯（Hobhouse）的这句话却不太中听，他说，“最原始的人群”有一个特征，“他们评判一个观点是否真实的依据是这个观点是否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20年危机》P6，2005）显然，经验主义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判断，远不如高尚的道德理想容易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走的是与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大为不同的路径，他们很不“愉悦”地发现不仅国家是私心私利的产物，而且在国家建成之后还将会维护这种私心私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不需要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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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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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调和了这种矛盾。一方面他指出国家或国家中的个体在任何时候都按某种抽象道德准则行事是不可行的，原因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原则在世界共同体中难以实施，而且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原则在世界共同体中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任何国家和个人又不能完全放弃追求道德上的“愉悦的感觉”，比如现代战争法就是以“不得造成其他人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这一道德准则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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