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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第125期文汇讲堂《让世界认识贾平凹》在近七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的掌声中成功举办。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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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了解读者群体是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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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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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这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不少人对我存在一些误解和误会，这很正常。我喜欢与人们谈论文学，因为从14岁开始我就写作，至今都未停笔。当然，我的观点不是真理，只是道理，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批评，这样我可以学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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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的理解不同：欧洲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美国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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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当代哲学来看，对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语言。因此，德国当代哲学主张“成为人最重要的条件是对话的能力”，如果不进行对话，那么什么都不能学好。什么是文学？这个概念无论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或国家来看，都没有清晰的答案。我们现在谈论的文学史，从欧洲来看只有200年历史。18世纪以前，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了解与今天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谈论文学，应该先明确文学的含义是什么？文学起什么作用？我们需要文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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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与从美国来看文学的意义全然不同。在1968年德国大学生运动以前，文学的概念均源自于法国，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法国是文化的发源地。但到了1968年以后，当时的西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当时20多岁的西德学生全都反对美国文学。一些美国文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一种文学，他们不认同欧洲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因为后者把文学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德国所说的严肃文学，另一部分是通俗文学。现在的德国文人和法国文人依然会这样分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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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对作者要求很高，但人类需要从“故事”中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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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还存在翻译的问题。我与中国学者在探讨小说的时候，并不清楚他们指什么题材，因为从德国、美国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小说的分类非常清楚，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但中国学者说的小说，我并不知道是指哪一种，因此总会产生误会。不仅是我误会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也会误会我。我认为这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也不是德国、美国当代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文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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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在中国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这些领域里，中国当代文学有许多很好的作品，例如韩少功的短篇小说，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问题是，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德国，文学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社会的边缘。从德国来看，散文不存在，德国人不看散文；从中国、德国来看，话剧很少。在各国唯一留存至今的题材就是长篇小说。但是如果要写长篇小说，我们不得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伟大的长篇小说家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感到自己存在困难，因为我们不自信。像我自己只写短篇或中篇小说，永远都不会写长篇小说，因为它非常复杂。现在如果想创造作品，作者可以创作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或者散文，而最难的就是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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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在中国某个研讨会上说“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我也说过，我们不能再写长篇小说了，因为创作长篇小说对作者的要求很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一个长篇小说家再讲什么故事了？我原本是学哲学的，从哲学角度来要求文学会有些严肃，所以我尝试着换个角度看文学。但我是幸运的，因为中国高校总要求我教授哲学，特别是德国当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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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汕头大学介绍德国当代哲学，碰到一位八十多岁的长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不断思考，他说“人需要故事，如果人听不到故事，他会很孤独”。你们都知道，我学过神学，如果从《圣经·旧约》看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所罗门王很喜欢听故事，但有一天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无法给他讲故事，因此他生病了，这好像预示着人们听不到故事就会生病，原因在于我们不能面对我们自己，不了解、不理解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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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彬看来，目前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有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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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首要：应知道我们的读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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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哪一种文学？”这个问题我始终无法回答。我爱好唐朝的李白，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好的是诗歌，中国至少有12位诗人能与世界上最好的诗人比肩。我每天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原因是，我培养的译者从事翻译中国长篇小说的工作，为了避免重复翻译和竞争，我翻译他们不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与散文。在德语国家，中国诗人有市场吗？应当承认，中国长篇小说家与中国当代诗人，都有他们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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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现在想要走出去，受到了阻碍，这是汉学家的翻译工作不够，还是他们的翻译出现了错误？其中必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也可能会说德语国家都是翻译民族，有什么新的文学作品德国译者会尽快翻译出来，翻译好坏是一个问题，是否能卖出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精通德文，就会发现基本上20世纪的德国作家什么作品都翻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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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有挑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要走出去，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读者是谁。比如在德国，70%的读者是女性，如果要走出去，应该专门针对女性读者进行翻译工作，不需要过多考虑男性读者。比如，书对于女性读者而言，应该是美丽的，它的封面与味道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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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性有自己的美学感与审美价值。但至今为止，我在中国碰到的鼓励走出去的人，他们还未认真思考读者接受心理，如果只按照男性心理来策划，女性就无法接受。所以，走出去的效果并不理想。德国人认为女性比较柔弱，所以她们喜欢重量较轻的书，但是中国出版的书太重，不便于随身携带。如果你能跟我同行，你会发现我身上有许多口袋书，都是带在路上看的。所以，如何走出去应该先找找问题根源所在。我不仅是译者，也培养了一些学生，现在他们是我的同行，我帮他们找到出版社，并与出版社商量书籍应有的模样与味道、目标读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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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有很好的作家，诗歌与散文都是在第一梯队的，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也都很优秀，如果说长篇小说遇到挑战的话，那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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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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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文学的方式将中国当代优秀小说推向各国精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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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钟明奇：贾平凹先生是可以和莫言先生比肩的中国当代杰出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捍卫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尊严。其作品要走向世界，除了借助学术翻译或者市场的力量，是否适当借助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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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青龙：是的，政府一直在推动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据我所知，就有中华学术外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外译等。但我们需要在更多层面进一步推动，作为外国文学界的学者，我们想搭建一个平台，让一批既懂中文、又精通英文的学者对贾平凹先生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深度研究，并通过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式，把它传播到西方世界。譬如，贾老师的作品刻画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变迁，那么，我们可否把他的作品和大英帝国时代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清华大学王敬慧教授想把贾平凹的作品和澳大利亚的布克奖获得者理查德·弗纳瑞根的作品《曲径通北》做比较。这种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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