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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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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则认为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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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不同的发展目标做出审慎的选择，这一目标必然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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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历久弥新。当今中国已经从市场转型的初级阶段步入了市场经济的深水区，国家不再主宰一切，市场也不再是辅助作用，中国已经宣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由于现实态势的复杂多变，在理解和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之际，人们往往需要反复权衡不同的政治-经济观念、关系模式和发展目标的优劣利弊及其先后次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既能抓住“牛鼻子”又善于“弹钢琴”，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必要讨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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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决定行动，知往方可鉴今，本文将围绕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个核心议题，先梳理“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两种政治-经济观念，再比较其中所蕴涵的两种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最后讨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与国家-市场关系模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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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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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国家为市场而治理”这个说法来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的两次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它们分别是1977-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1]这两次系列演讲剖析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思想谱系，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出现被视为现代国家诞生的标志[2]，其合理性就孕育于“国家为市场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经济观念和国家-市场关系模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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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史考察既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相契合，又与卡尔·波兰尼对亚当·斯密的颠覆性批判相一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3]抽象而概括地提出了一整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4]用丰富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依据予之以解构和批评。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则从思想史角度厘清了作为一种“权力的技艺”的自由主义，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所扬弃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也都被视为一种权力的技艺，或者一种统治的技艺，也就是一种“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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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者的共通之处，这种治理术对自由的理解是从流通这个空间概念开始的。17世纪之前的欧洲城市是封闭的，17-18世纪的欧洲城市在空间、司法、行政和经济上都是开放的，一个好的城市国家必须符合几何学原理，主权的政治功效与空间的分配高度相关，国家的要素在其空间上要能够循环流通起来，不仅农民、工匠、官僚和君主这些基本要素必须流通起来，观念、意志、命令、商业等要素也必须流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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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政治上，确保通过首都规划的几何化、领土的首都化和国家的首都化，来组织人员、商品和空气等要素的流通，消除危险因素，区分好的流通与坏的流通，并让好的流通最大化；在经济上，确保主权范围内的商业贸易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这就是重商主义的主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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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所回应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从16世纪初开始西欧社会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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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粮食短缺，重商主义主张严格限制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包括禁止囤积粮食、禁止出口、禁止涨价，限制粮食的耕作面积、价格、储存，控制粮食在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流通，从而将粮价降到最低，压低农民的利润，既让市民得以最小的成本保持温饱，也将工人的工资尽可能压低，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城市出现影响统治正当性的暴动，另一方面又可以积累金银财富，提高国家实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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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君主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力不断强化，逐渐在全国打破地区壁垒，统一管制专营权、专卖权、生产方式和产品质量，并限制国内商业竞争，补贴民族产业，禁止原材料外流，鼓励制成品出口，对外则推行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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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控制粮食价格却并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为粮价越低，反而让丰收的农民更容易破产，进而降低种植面积，导致人们随时遭受食品短缺打击。所以，重农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把粮食的自由流通、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原则，主张取消囤积禁令，取消出口禁令，为市场松绑，甚至允许通过行政补贴保证粮食涨价，允许出现稀缺，允许出现饥饿，允许自由流通和自由出口，只要不是所有人、所有市场都短缺、都昂贵，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普遍的饥荒灾难，放任他们各行其是，不要无事生非，要无为而治，由此必然需要一整套建立在世界市场尺度上的、以“经济人”的各种行为要素为分析单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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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方法不仅把经济学视为物理学，也把政治学视为物理学，自由就是流通，流通就是自由，权力只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行，这样一来，自由不仅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变成了一种权力的技艺，这就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终极源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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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农主义影响下，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相继确立粮食的自由贸易体系，只保障生命财产、契约自由等基本方面，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只征收直接税，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支持国内外商业、贸易自由化。这个时候，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由对接起来，提出了一种治理模式，即市场模式，市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公平的交换、公平的分配，也是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自然机制所支配的真理化的场所。[8]因此，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治理，也就是应该按照市场模式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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