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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8 字
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了一个描绘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名词了。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对新常态的含义进行了论述。理论上讲，根据这九个方面的论述，人们对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经济运行特点将会有一个清晰认识。正如会议公告所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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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许多人谈起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会有一些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感觉，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常态是时代的产物，而有些人对时代的特征缺乏准确的把握。反过来说，我们需要正确把握当前的时代特征，才能可能更好地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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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处于2个困难时代的叠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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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描绘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名词，新常态的出现自然是我国经济运行大环境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所导致。这些环境既包括了国内环境，也包括了国际环境；既包括了经济环境，也包括了政治社会环境。概括起来，这些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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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进入了一个国际大博弈时代，而且成为了其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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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以《货币战争》为代表的一大批关于国际经济战争书籍在国内市场掀起了一股热销浪潮，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对多数人来说，好奇心和新鲜感是吸引他们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的主要原因。但毫无疑问，这些流行一时的畅销书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扫了一次盲，从此知道了，原来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方式并不完全是“经济学原理”在支配，更大的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博弈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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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方面大博弈时代，经济领域更是主战场。博弈的双方由前期的美欧转为了后来的中美。现在虽然有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来分担压力，但中美之间的博弈依然是重头戏。人类社会进化到了今天，现代科技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支配国际关系的依然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而争夺“狮王”、“猴王”之类的搏斗则是“丛林法则”的最重要的体现。历史上，给人类带来空前大浩劫的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人类这种动物式搏斗的结果。今天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非常幸运地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很自然地就成为头号大国忌惮和防范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出现博弈具有客观必然性。当然，在较大程度上因为有了“一战”和“二战”的教训，世界强豪之间出现大规模全面对抗的军事战争可能性明显降低，但是形式相对温和的经济战争却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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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和重新确立因为金融危机而受损的世界霸主地位，奥巴马政府陆续启动了两个重要的自贸区谈判，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另一个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美国希望通过这两个“P”，一方面重新获得制定世界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则希望籍此将中国由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排挤到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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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只是TPP。中国不仅是太平洋国家，而且还是世界头号贸易国。理论上讲，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自贸区，就应该“想方设法”让中国参与其中，这样的自贸区才会具有权威性。然而，在美国主导下TPP的始创国却不将中国纳入其中，在这违背经济常识现象的背后，弥漫的是浓厚的冷战气氛。因此，TPP也人们被称为“经济北约"，与当年冷战时期的北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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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WTO规则，各区域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及经济合作推进协定，可以优于并提前于WTO的推进顺序。换句话说，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国之间达成的承诺则可以不必遵守WTO关于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及透明度原则。特别是，区域集团不必遵守WTO关于非歧视原则中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使其仅在区域内对成员国发挥作用。因而，如果美国以TPP主导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并在成员国扩大后形成规则的制定现状，那么，TPP必然替代亚太经合组织APEC，而中国却可能被排斥在这个舞台之外，如果没有有效的对应之策，就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唯一被“冷战”的对象，其后果之严峻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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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进入了需要打破“中等收入牢笼”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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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有一种想当然的观念认为，一个经济体只要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自然而然地最终都会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发达经济体。但是，遗憾的是，历史的轨迹似乎并没有按照人们想法去运行。人们发现，不少的国家在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却怎么也发展不下去了。好一点的情况是，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坏的情况则是经济长期负增长，甚至受到突发危机的打击而“一夜回到解放前”。于是，人们开始警觉了，原来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埋藏着一种陷阱，任何国家一旦掉入其中就难以脱身。由于这种陷阱在中等收入阶段容易出现，所以命其名曰“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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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不是一个科学的命名。理由很简单，如果真是一种陷阱，则只能坑害少数人。它一旦暴露了，后来者就会绕路而行，最终大多数人都能够成功地逃离。然而，2012年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其中还包括了滥竽充数的希腊在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数据显示，当前全世界独立经济体（包括主权国家与独立自治的经济体）有260个左右。而在过去50年间至少有100多个经济体达到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然而却只有12个甚至更少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换句话说，只要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任何一个经济体就有九成以上的概率再也不能往前发展了。如此巨大的失败率已经不能用“陷阱”之说来解释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开始摈弃“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而用“高收入之墙”来代替。毫无疑问，后者虽然读起来没有前者朗朗上口，但确实是一个更为严谨的说法。但在笔者看来，“中等收入阶段”就象一座监狱，进入其中就很难脱身，只有个别轻功高强的或者得到外力帮助的人才能翻越高墙，成功越狱。所以，笔者更愿意用“中等收入牢笼”来替代“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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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807美元，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一条坦途，而是一圈牢笼之墙，我们甚至没有了退路，而唯一的出路就是翻越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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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管齐下，破局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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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TPP几乎没有给中国留下有尊严发展的空间，中国甚至都无法再扮演长期以来习惯了的“国际游戏规则的追随者”的角色，只能“被迫”地成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博弈者”。为此，中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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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一带一路”，构建国际经贸博弈中的战略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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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TPP和TTIP涉及的主要是海洋国家，而中国的推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一路”涉及的是海洋国家，“一带”涉及的主要是内陆国家。在“一带”中的内陆国家尽管资源丰富，但由于交通相对闭塞，而且许多是伊斯兰文明国家，与西方历史上就存在着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近几百年来在基督文明主导的世界中边缘化趋势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中国与这些国家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文明的冲突”，相反还有古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现在，中国全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来说可以形成国际经贸博弈中的战略大后方，对沿途国家来说则有利于促进其经济搭上中国高速列车而较快发展，同时还能够发挥出双方经济结构互补优势，因而是一件互利互赢的事情。再加上，中国具有足够的“真金白银”来推动相关国家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国际援助。其结果就是，虽然“一带一路”提出时间迟于TPP，但是实际进展却明显快于后者。由于“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广阔，涉及经济总量巨大，丝毫不亚于TPP，一旦建成，将基本破解TPP带来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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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速人民币国际进程，增强自身国际金融的博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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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金融，存在着巨大风险。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力量都较为薄弱，难以对抗全球热钱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旦出现急剧波动，发展中国家往往躺着都能中枪。正因为如此，过去中国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就不得不持有谨慎态度，并因此在较大程度上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今天中国不仅经济总量世界第二，金融实力在世界上罕见对手，这就为我国打开金融大门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要想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市场就不能受制于人，而需要具有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加快金融对外开发，加速人民币走出去，就成为一个必然之举。近几年，我国通过与诸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扩大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快速提高。这些年来，我国推出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快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在较大程度上都是为加速人民币国际进程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中国还主导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在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以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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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招齐出，翻越“中等收入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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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功地翻越“中等收入牢笼”之墙，就必须先练内功，提高自身的翻墙技能，这内功需要从三个层面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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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层面需要修炼出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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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国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经济优势竞争力的消失。当一个国家处于欠发达时期，它虽然看起来可能一无所有，但实际上都具有一个优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因而可以生产出比其他国家价格便宜的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当它持续发展一段时期之后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民对劳动力价格具有了持续上涨要求，而自然资源价格随着需求的扩张价格也水涨船高，原本具有的价格优势开始逐步减弱，直至完全消失。于是，它就会尴尬地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了世界产业体系中隐藏的一个牢笼：往后看，在低端产业自己竞争优势已经消失，而且阵地已经被低收入国家抢占；往前看，在高端产业发达国家牢牢地掌控制高点，难以与之抗衡；左右看，在中端产业又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蚕食和围攻，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要打破此牢笼，返身去与落后国家拼成本，几乎不现实，而向前与发达国际拼科技也往往没有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多数国家陷入“中等收入牢笼”难以脱身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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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牢笼：一是劳动力成本由改革开放前周边多数国家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变成了周边多数国家的二倍到五倍，土地、环境、水资源价格更是远远高出许多国家，产品价格的竞争优势正在明显消失；二是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绝大多数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投资者手中。在后无退路、前有堵截的情况下，我们唯有苦练创新内功，培育出强大的科技竞争能力，以实现正面突破，在高端产业与发达国家一较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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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层面需要修炼出强大的文明进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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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基本解释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属性之一，主要作用是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因而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进步的重要支柱。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可知文明程度可以一个尺度来衡量——社会的“三公”原则。很显然“三公”原则体现得更充分的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社会就能更协调和健康地发展。同时，各维度的公平、公义和公正最终都会在较大程度上集中反映在一个方面，即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上，因而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认为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最好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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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似非常“凑巧”的现象是，世界上那些能够摆脱“中等收入牢笼”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数据显示，在所有发达国家中，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高于0.35的只有极少数国家，比如说，可以通过世界霸主地位“合法”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美国。少数国家基尼系数高于0.3，大多数国家则在0.3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往往都比较大。尤其是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发祥地的拉美，基尼系数大都奇高无比。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各自利益诉求差异明显，不仅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而且很难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发展方向稳步前行，这正是它们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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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2000年起基尼系数就已经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2013年仍高达0.473。按全球基尼系数由高到低排名中，中国的位置非常靠前，而比中国更靠前的除了拉美国家之外剩下的大多就是非洲国家了。特别是许多专家认为，尽管目前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但是依然没法真正反映出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失衡程度。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1。为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新一届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除了延续上届政府对弱势群体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外，更主要的是开始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高收入进行设限，同时加速推进社会各阶层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一体化和均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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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层面需要打造廉洁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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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推动社会文明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打造一个廉洁法治政府。政府不廉洁，社会必然贪污腐败盛行；政府不依法行政，社会必然充满冤屈。正因为如此，新一届政府以反腐败为重要抓手来推动法治建设，正是抓住了社会文明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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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廉洁法治政府，对社会文明建设还具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即缩小收入差距。我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部分地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自然要素市场的人为分割，导致了诸多的寻租机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和2005年我国包含租金在内的全部非正常收入分配规模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比重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水平，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属于腐败经济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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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决定性的主导地位，阻止地方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同时，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和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一系列措施将极大地将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再加上，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逐步实施，中国的社会文明建设必将迈上一个历史性大台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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