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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外贸增速下降，但外贸竞争力未出现明显减弱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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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抑于外需低迷、内需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要素成本上升和传统比较优势削弱等因素，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然而，我国外贸竞争力尚未出现明显减弱趋势，2014年我国一般贸易的竞争力指数约为0.04，2015年这一指数提高至0.14。同时，我国外贸质量不断提升，外贸增速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进口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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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外贸增速下降是全球性现象，但我国外贸占国际市场份额小幅增加。自2012年开始，全球外贸出口增速出现急剧下跌趋势，贸易增速在2012-2014年间下滑至3%左右；2015年全球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贸易增速仅为2.5%，低于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也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低增长水平。而且，OECD发布公报称，2015年G20国家进出口额下降幅度扩大，分别下滑13%和11.3%。但从全球范围看，在各国出口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出口降幅最小，外贸降幅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降幅，而外贸占全球市场份额仍在小幅增加。据WTO统计，2015年我国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12.4%提升至13.4%，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这也表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比较优势仍处于上升态势。2015年1-11月，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南非货物贸易出口额分别下降6.8%、11.2%、9.4%、17.5%和9.5%，我国仅小幅下降2.5%。同时，2015年1-11月，中国进出口比美国多556亿美元，出口多667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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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拖累进口，但我国外贸方式趋向合理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和大宗商品进口量增速的放缓是2015年我国进口额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2014年下半年以来，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逐月下跌，已跌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2015年我国铁矿砂、煤、成品油、铜等进口价格同比跌幅分别为39%、21.8%、38.3%、17.1%；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内需不足也表现在大宗商品进口量上，2015年我国原油和铁矿砂进口量分别增长8.8%和2.2%，煤、钢材、铜则分别下降29.9%、11.4%和0.3%，均较2014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但与此同时，我国外贸发展逐渐从加工贸易主导型向一般贸易主导型转变，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提升。2013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长1.0%，占贸易总额的比重降至32.6%；一般贸易增长9.3%，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2.8%。2015年我国加工贸易占比进一步降至31.5%；一般贸易占比则升至54%，比重连续三年提高。一般贸易占外贸总值比重的提高，标志着我国外贸由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转变，还显示了其对国内生产、就业拉动的作用增强，更突出了我国对外贸易正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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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部分国家货币贬值幅度过大，对我国价格竞争优势负面影响明显。在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延续了缓慢、曲折的复苏态势，造成了欧元、卢布、日元、雷亚尔等货币纷纷大幅贬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生产成本，也显著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优势。2015年欧盟、美国、东盟为我前三大贸易伙伴，我国对美国、东盟出口保持增长，增幅达到4.5%和3.1%；对欧盟、日本出口下降，降幅为3.0%和8.3%；自美、日、欧和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均出现较大幅下降。同时，我国对东盟、印度等新兴市场贸易表现较好，对东盟贸易值略降0.6%，对印度增长2.5%，表现均好于我国进出口总体情况。此外，我国外贸活力也在不断增强，民营企业正逐渐取代外资企业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3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达到33.3%，较2012年提高3.6个百分点；2014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为36.5%，对外贸增长贡献度达55.9%；2015年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继续显示活力，进出口占比升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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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出口下降，但我国外贸结构提质增效表现良好。由于土地、劳动力等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下降，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陆续向东南亚和非洲、拉美国家转移，导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出现萎缩，我国加工贸易出口2014年增长1.8%，2015年则下降8.8%。相反的，我国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进一步提高。2014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6%，电器及电子等高新技术产品微降1.0%。2015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幅为1.1%；电器及电子等高新技术产品微增0.4%。而且，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也明显加快，2015年前10个月机车车辆、电信设备出口增速分别超过20%和10%。在加工贸易环节中，从国内市场采购商品增多，表现为加工贸易附加值上升。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虽下降但高新技术产品逆势增长，从2014年的下降2.2%升至2015年的增长0.6%，进口额占比也提高至32.6%。值得注意的是，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兴贸易业态为外贸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在成为我国外贸新的增长点。2014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3.75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比重的12%；2015年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进一步快速发展，跨境电商出口增速超过30%，市场采购增幅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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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对我国市场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外贸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2014年以来，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直接表现在全球制造业产出持续走软。被视为全球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制造业活动一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国、欧盟等地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出现一路下滑趋势。同时，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贸易方式变化等外部环境对我国市场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放缓，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另一方面，全球贸易方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产业与订单转移加剧。受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影响，大量资本出现回流，全球贸易不再像金融危机前大进大出；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开始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另外，全球消费方式的变化（网购等），以及国际贸易规则、互联网金融等正在被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改变，也加快了我国外贸下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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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新常态”下我国外贸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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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正处于增速的换挡期和结构的转型期，外贸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2015年已出现负增长。“新常态”下，对外贸的作用应有更深刻的理解，除了要关注外贸发展的速度，更要关注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要积极应对外贸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增强我国外贸企业发展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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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我国应正确面对外贸增速放缓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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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迅速，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国外贸出现负增长，2012、2013及2014年连续三年出口未达既定增长目标，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外贸增速也落后于GDP增速。但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外贸出口的发展历程，基本都经历了高速、中高速、低速等增长时期，其中以日本和德国为典型（参见表1），这也意味着新常态下我国外贸增速放缓符合外贸发展的历史规律，外贸增速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进入一个“挤压式”增长的自然回落阶段。我国需要正视外贸潜在增速下降的现实，出口恢复至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对此，应谨慎使用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更不能为了追求过高的贸易增速而盲目采取刺激出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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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日本、德国、中国出口的各阶段表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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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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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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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br>
（1952-1974）
<br>
第二阶段
<br>
（1975-1992）
<br>
第三阶段
<br>
（199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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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占全球比重累计上升（百分点）
<br>
5.72
<br>
0.73
<br>
-3.5
<br>
年均增速（%）
<br>
15.1
<br>
9.1
<br>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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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德国
<br>
阶段
<br>
第一阶段
<br>
（1952-1974）
<br>
第二阶段
<br>
（1975-2000）
<br>
第三阶段
<br>
（2001-2014）
<br>
出口占全球比重累计上升（百分点）
<br>
5.05
<br>
0.82
<br>
-3.8
<br>
年均增速（%）
<br>
18.7
<br>
8.6
<br>
2.6
<br>
<br>
<br>
中国
<br>
阶段
<br>
第一阶段
<br>
（1981-2008）
<br>
第二阶段
<br>
（2009-2014）
<br>
<br>
出口占全球比重累计上升（百分点）
<br>
7.76
<br>
3.6
<br>
<br>
年均增速（%）
<br>
16.7
<br>
8.6
<br>
<br>
<br>
（二）“新常态”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深刻变化
<br>
近二十年来，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成本和较低的土地等资源环境成本以及大批量生产方式，确立了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同时，借助国际市场空间的扩张和加入WTO的红利，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出口拉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我国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并步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面对国内各类要素成本的集中上升，以及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需求的环境变化，近年来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已基本稳定在-0.2至0.1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普惠式贸易规则正在进行重要调整，我国劳动力成本和各种资源要素成本上升而带来的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把外部风险传导至国内。因此，继续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已不现实，出口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但其重要性会明显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必须转到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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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常态”下我国外贸发展应进入结构升级的新阶段
<br>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重大结构性调整将迫使中国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随着世界经济生产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资源消耗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不复存在。而且，随着全球气候和环境加剧恶化，发达国家利用新能源、节能环保方面的优势，推行“碳关税”等贸易规则来保障和提升本国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外贸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提质增效摆脱过去出口的粗放型增长，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通过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旧常态相比，外贸的作用要从单纯扩大出口转向与投资和跨国并购紧密结合，通过供给侧改革，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中发挥重要作用，促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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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常态”下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会降低近期出口增速
<br>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要素成本的上涨，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出现下降趋势。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和非洲、拉美国家转移，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小幅挤压了我国外贸的国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劳动力要素价格优势的削弱带来加工贸易的萎缩，我国初级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竞争环境已有所恶化。尽管近两年来，我国外贸竞争力未出现明显减弱趋势，产品提质增效趋势明显，外贸方式更加合理，市场多元化成效显著，但我国应高度重视各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的调整，尤其是美欧主导推动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并试图将中国边缘化以及发达国家制造业4.0战略，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加大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紧迫性。未来，在政府加快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外贸转型和升级的趋势会进一步深化，产业转移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短时间内将不利于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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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常态下汇率政策对外贸刺激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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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用汇率政策促进外贸增长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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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和国际贸易增速减缓是长期现象，依靠低汇率促进出口已不可行。国际金融危机后，由发达国家消费、新兴经济体生产、资源富集国提供能源资源的“三角循环”已被打破，上一轮世界经济黄金增长期宣告结束。但是，新的分工体系和增长机制尚未建立，世界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期，国际贸易受需求减弱、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世界贸易规则碎片化等因素影响也将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再像国际金融危机时那样让汇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或像最近欧洲、日本那样通过汇率贬值促进出口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势必引发更大的国际压力。“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并未出现持续贬值预期，就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此外，从表面上看，虽然人民币贬值可以增加制成品出口，但实际上也提高了中间品的进口价格，而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加工贸易出口国，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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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国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元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取向更具有积极意义。(1)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对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大有裨益。从当前情况看，人民币升值能够促使企业以更高技术含量和更高附加值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低价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和大宗商品。(2)有利于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目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与引进外资规模大体相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汇率预期，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良性发展。同时，“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强势人民币支撑。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3)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早日形成以市场为基础、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人民币加入SDR后，这种要求更加迫切。
<br>
当然，对于人民币升值的一些不利影响，如制约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刺激大量产品进口和我国居民海外购物等，可通过提升国内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等更根本的途径来解决，这样的措施才更具有可持续性。事实上，近年来人民币升值既没有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带来产品的大量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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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常态下汇率应发挥好价格信号的调节作用
<br>
一是新常态下汇率已不宜再作为基本政策工具来使用。汇率是一国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比价，是重要的价格信号，是调节经济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工具。然而，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被视为基准政策变量，通过人为干预引导资源流向，干扰汇率作为价格信号的功能，掩盖经济基本面的各种潜在问题，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不断积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无论是从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是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看，都要求放开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汇率价格信号的功能。
<br>
二是抓住时机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8.11”汇改后，校正了人民币中间价与市场汇率的偏离，提高了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目前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企业逐步适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商业银行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也在逐步提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明显增强。下一步，建议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总体要求，抓住有利时机，逐步退出常态式干预，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主要承担起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政策仍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不是完全没有政府引导。当冲击市场的剧烈波动出现时，或者导致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的极端情况出现时，仍需要政府通过一定方式介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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