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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 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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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教育部、科技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数据要素学科专业建设和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正值国家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牵引，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应用同频共振的关键阶段，其核心指向十分清晰：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数字人才供需失衡，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缺口的局面，为激活数据潜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教育支撑。《意见》不仅阐明了数据要素学科与人才建设的重要性，更从学科体系、产教融合、科研创新与协同生态等多维度，绘制了一幅前瞻务实的战略蓝图，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数字人才培养进入了体系化设计、精准化推进的新阶段。<br>
一、优化学科布局：分层分类破解结构失衡<br>
《意见》将学科专业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其首要目标是扩大高质量数字人才的供给规模。明确提出需要建立响应科技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破相对滞后的惯性，紧密对接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需求。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实现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br>
与此同时，《意见》提出了“分层分类、特色发展”的建设思路，鼓励各类高校依据自身禀赋，在数据要素的广阔生态中找准定位。例如，理工类院校可深耕数据技术与安全，财经类院校聚焦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政法类院校探索数字治理与数据合规。这种精细化布局，实质上是对教育资源的一次优化配置，旨在培养具备跨学科背景与差异化优势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仅满足了产业升级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更深层次地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效率，从而激发整个数字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能力。<br>
二、深化产教融合：场景驱动弥合学用鸿沟<br>
如果说学科建设解决的是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意见》着力规划的产教融合，则聚焦于人才“如何培养得更好”。其关键路径在于设计了两类实体化协作平台：一是基于产业园区的“市域产教联合体”，促进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升级同频共振；二是由龙头企业牵头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旨在破解资源分布不均问题，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产教资源。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共建“校中厂”“厂中校”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项目与环境中历练成长，从而有效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br>
为确保融合的深度与可持续性，《意见》特别强调师资队伍建设这一核心要素，加快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成为教学改革的支点。其举措不仅是引入企业导师，更是旨在建立一套教师知识体系与产业技术动态同步更新的长效机制。通过教师企业实践、校企共建培训基地等制度安排，推动产业前沿知识、技术标准与真实案例持续反向输送至课堂，压缩了知识从创造到传播的周期。从资源配置效率看，这种投资于“教师能力现代化”的模式，是提升教育体系应对技术快速迭代适应性的关键，保障了数字人才培养“质”的与时俱进，是优化国家数字领域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核心策略。<br>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当前数字人才发展存在标准不一、监测薄弱等现实挑战，相关研究与实践正在积极探索。如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当前正在开展数字人才指标监测体系构建工作，旨在通过科学界定数字人才内涵、搭建覆盖“供—需—匹配—质量”的多维指标架构、开展重点领域测度等举措，为人才培养、引进、配置与激励等方面政策提供量化依据，服务于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的科学决策。<br>
三、夯实科研基础：数据共享驱动知识创新<br>
人才的持续竞争力源于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学术研究是支撑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基石。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往往会被困于所谓的模糊地带，缺乏清晰、合理的制度框架，无法实现高效流动与合规使用。为此，必须瞄准数据产权、定价、交易等关键制度性问题，深入开展基础理论与政策法律研究，其产出不仅是学术成果，更是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大市场、确立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交易秩序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论导航与规则蓝本。<br>
在实践层面，《意见》极具前瞻性地将“科学数据基础”建设视为一项关键的国家战略投入。它要求打破各类“数据孤岛”，通过建设国家级科学数据中心与高质量数据库，系统性地汇聚、治理和开放科研与产业数据。这一举措的本质，是构建数字时代的公共知识基础设施，解决了科研人员的“用数”壁垒问题，不仅能以数量级提升科研效率，更能通过数据的开放共享，催生巨大的知识溢出效应。这标志着我国的科研创新模式，正从依赖分散、封闭的数据资源，转向依托国家主导的、开放共享的数据基础平台，从而为整个数字经济的创新链提供稳定、优质的基础性供给。<br>
四、构建创新生态：机制创新加速人才涌现<br>
《意见》强调以应用场景为载体，促进产学研用协同。以“揭榜挂帅”等机制引导各方围绕真实应用场景开展协同创新，让高校和研究机构深入产业前沿。这种模式使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直接锚定真实的市场需求与复杂问题，能够快速培养出复合型、实战型的数字人才，有助于突破单一学科或行业的创新瓶颈，促进技术、知识和市场需求的碰撞融合，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加速技术市场化进程，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br>
在这一生态中，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不再是简单的供需关系，而是形成紧密耦合的创新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已在国内多所高校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以笔者所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例，学校通过建设北京市数字经济新兴交叉学科平台，有效撬动了校内多学科科研力量和校外数字产业资源，连续两年承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搭建起学术界与产业界的高端对话桥梁，并与清华大学联合发起并携手40余所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及头部企业组建中国数字经济联盟，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通过配套的成果归属与利益共享机制改革，可以有效激发各主体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实现人才成长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br>
五、结语<br>
《意见》在数据要素学科专业建设和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设计上，体现了国家对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规划。通过产教融合、学科专业优化、科研支持及跨界协同等系统举措，旨在全面提升我国数字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这一系列布局不仅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要基础，也是加速国家数字化转型、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意见》特别提出，国家数据局将“负责跟踪监测实施效果，研究开展数字人才指标监测”。这标志着我国数字人才工作将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新阶段。这一机制的建立，是确保《意见》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数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br>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意见》的落实，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及每一位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协同奋斗。通过坚定不移地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与同频共振，我们必将能构筑起支撑数字中国伟业的人才基座，在新一轮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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